性格决定命运：苏轼倒霉就倒霉在他那张嘴上

现在很多人把苏轼的优点讲的非常多，但人无完人，苏轼也不是一个完美之人，否则他也不会那么倒霉了。南宋朱熹曾经说过苏轼不少坏话，比如他批评苏轼的学问“杂而不正”，为文“害于正道”，甚至对苏轼的几个学生也完全看不上眼，认为如果苏轼当了宰相啊，把他那些学生搞去担任要职，那可能会比王安石还糟糕。当然，这里面牵涉学术之争、门户之见的等等，我们就不讨论了。但有一点，朱熹对苏轼的评价是很中肯的。

那就是朱熹评价苏轼的性格。

《师友问答》中记载：问“东坡何如人？”朱子曰：“天情放逸，全不从心体上打点、气象上理会，喜怒哀乐发之以嬉笑怒骂，要不至悍然无忌‚其大体段尚自好耳。”

朱熹认为：苏轼天性放纵散漫，完全不在内心本体上修养琢磨，也不在精神气度上用心体察，就是苏轼不讲求圣人所谓“修心”、“克己”的日用涵养工夫，以致于喜怒哀乐这些情感，随意地通过嬉笑怒骂的方式直接发泄出来。如果不是到了那种蛮横放肆、毫无顾忌的地步，他的基本品行格局还算不错的。

朱熹还说过苏轼类似的话，比如说苏轼“气盛心粗”“好放肆”。

苏轼的这个性格在他一生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这也正是他活得真实自然、潇洒可爱的一面。这种性格配上他天才般的文字驾驭能力，让他的文学表现力登峰造极，抒情状物说理，恣意汪洋，信笔即出，豪放或婉约，浑然天成，感人至深，不得不服。所以，即便朱熹在很多方面批评苏轼，但对苏轼的文学造诣始终是十分肯定的。

但苏轼的这种性格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特别在官场上，是不太合适的。朱熹之所以对苏轼有诸多负面评价，多少受到一件事情的影响，那就是苏轼曾经很不客气地讽刺挖苦过他的前辈老师程颐，而且是在重要的公开场合。

北宋元祐元年（1086）九月，司马光去世，朝廷非常重视，命程颐主持丧事。当天恰巧朝中百官在南郊举行明堂祀典，典礼一结束，官员们便赶往司马光府上去吊唁。程颐却阻拦说:孔子“是日哭，则不歌”，怎么可以吉礼才完，就去参加丧礼？有人反驳说:孔子“哭则不歌”，并没有“歌则不哭”啊！苏轼则当众嘲笑程颐是“鏖糟陂里叔孙通”，引得众人哄笑，搞得程颐非常难堪，下不了台。

叔孙通是西汉初期的儒者，以善于根据时局变通、制定朝仪礼法闻名。鏖糟陂则是汴京城外偏远处的一块脏乱沼泽地。苏轼说程颐是“鏖糟陂里叔孙通”，辛辣嘲讽程颐不过是个模仿叔孙通的“假儒者”，他所谓的“礼法”并非真正的儒家精髓，而是刻意标榜的教条，甚至像“鏖糟陂”一样令人不适。

程颐时任崇政殿说书（小皇帝哲宗的老师），是 “洛学” 的核心人物，是当时公认的大儒，是受到普遍尊敬的，而且有众多弟子。苏轼在那样的一个场合如此尖刻辛辣地讽刺程颐，对程颐缺乏应有的尊重，是很不恰当的，完全逞口舌之快，也就难怪后来程颐的弟子围攻他了。某种程度上，苏东坡一生的遭遇都坏在他这张嘴上，也算是自作自受。

朱熹生于1130年10月，逝于1200年4月，是南宋时期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苏轼生于1037年1月，逝于1101年8月，两个巨人生活的时间相隔很近。尽管对苏轼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朱熹对苏轼性格的评价，总体上是比较客观准确的。

平心而论，苏轼的这个性格不存在好坏之分。如果苏轼不是这个性格，那他也就不是苏轼了。苏轼自己其实也意识到了，他也想改，但改不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吧。

幸好苏轼这个人本质上内心很善良，为人为事比较正直，从来没有故意害人之心，当官也比较有能力，而且他实在太有才华了。所以，他在当时乃至后世都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如果是一个无德无能无才的人也是这样的性格，不知道会被捏死多少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