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苏轼尝“蒌蒿”、学者译成草 ——谈“亲历体验”和题画文学

苏轼爱吃又会吃，曾经写过《老饕赋》，描述美食给他带来的愉悦（孔凡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 年版，卷一，页15）。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苏轼赋中自号“老饕”，他还发明东坡肉、东坡豆腐……，名垂饮食史。他引为至味的是他儿子苏过所创的一道玉糁羹，可见他也深谙品鉴之道（后人竟谓：蜀中玉糁羹，传自东坡） 。

这些日常生活上的“琐碎杂事”，有些被苏东坡写入诗文之中，例如《猪肉颂》（最初见于南宋周紫芝《竹坡诗话》，后被明清诸本《东坡续集》《东坡全集》采录）、《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一诗。

不仅苏轼如此，其他宋代作家也尝试在写作上另辟蹊径，在题材上有创新（超越唐诗人的主要书写范围）：有些宋朝诗人喜欢摹写日常生活所见食材食物，记录饮食享受的精神状态等等，于是，宋人生活经验转化为各种审美表达（参看孔祥贤注释《陆游饮食诗选注》等书）。

《陆游饮食诗选注》

然而，写作必须以“个人的亲历体验”为基础吗？例如，苏东坡的题画诗，是专写他自己的“亲历体验”吗？

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说苏轼是个gourmet (美食家): Su Shi was a gourmet who always found ways to appreciate good food and enjoy life, … (p.223), 讨论苏轼《惠崇春江晚景》诗，又提到：知识来自real lived experience (亲历体验)。

有趣的是，张教授可能因为不具备苏轼的生活体验，所以，张教授翻译的苏轼诗出现令人侧目的结果。什么结果？

下文将以苏东坡的作品为中心，分析他笔下的“蒌蒿”和古人吃“河豚”等相关问题，兼谈文学史书写中real lived experience的重要性。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苏轼的题画诗

张隆溪教授认为，苏轼诗往往对读者有启发。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说：

He had a discerning eye to catch the details of something common in life, but when he expressed them in poetry, they always make readers think of something more than what is described, some idea or feeling subtly suggested in the poem. For example, the following is Su Shi’s poem on the spring scene on the Yangtze River:

《苏东坡全集》

A few peach blossoms appear by the bamboo,

Ducks are the first to know spring waters are warm.

Grass covers the ground and reed sprouts are short,

That is the time for pufferfish to up swarm. (Zhang 2023:223)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时。

上面是苏轼《惠崇春江晚景二首》的第一首，属于题画诗。惠崇，是画的作者。东坡的诗句，再现了惠崇原画中的春景。

惠崇是僧人，工画水禽，特别擅长绘画水乡景色，景中往往点缀鹅雁、鹭鸶等，人称“惠崇小景”。苏轼题惠崇的画作，有《春江晚景》诗两首。

《苏轼诗集》

张隆溪教授主张:“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文字面意义为基础＂，在讨论苏轼诗之，却说some idea or feeling subtly suggested in the poem。

这令人感到有点意外，因为subtly suggested大概是超出“原文字面义义”的（参看洪涛《“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文字面意义为基础＂，稼轩同意否？(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四十七)》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5年7月21日）。

张隆溪教授说，苏轼《惠崇春江晚景二首》第一首描写的是the spring scene on the Yangtze River。

不知道张隆溪教授从何处得知惠崇画中的“春江”就是“the Yangtze River”？所谓“the Yangtze River”，应该是指“扬子江”（“扬子江”本是长江下游段的传统名称，在西方被音译为Yangtze并用以指代整条长江。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官方正式推广使用“长江”作为整条河流的标准名称）。

惠崇所绘“春江”就是the Yangtze River？这说法，有什么依据？若是推测，那为什么有此推测？是因为此江中有河豚吗？可是，河豚又不是长江独有的鱼类。

Words and Images Chinese Poetr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2013)

若说“‘春江’有可能就是长江”，此话固然有其道理，然而苏轼诗中未提地名，那就缺乏“春江就是长江”的直接证据。《惠崇春江晚景》另一首写：

两两归鸿欲破群，

依依还似北归人。

遥知朔漠多风雪，

更待江南半月春。

《惠崇春江晚景》第二首的末行明确写“江南”，指向长江以南地区。这“江南”是不是暗示“春江”也可以是江南的某江流？

简言之，“春江”在何处？答案只有惠崇本人才知道。

惠崇是淮南(今江苏扬州)人。他在何处作“春江晚景”画？原画下落不明，没有题款可查考，因此没有准确的答案。不过，现今多数研究者认为惠崇主要活动于扬州、金陵等地。

[北宋] 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有济北晁先生《题惠崇画四首》

略谈张教授所说的 real lived experience

除了关注subtly suggested...外，张隆溪教授又评论：

“Ducks are the first to know spring waters are warm” soon became a well-known and often quoted line, and it suggests the idea that knowledge comes from real lived experience. (Zhang 2023:224)。

张教授这句话中，包含另一个suggest。

以上评语的后半句，令读者如我辈感到疑惑：什么real lived experience (亲历体验)？江鸭的real lived experience？

所谓"Knowledge comes from real lived experience＂（知识源于真实的生活经验）看似直观，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说法值得商榷，例如：历史上“地心说”是多数人据“生活经验”得出来的学说(宇宙观)，然而“地心说”不能算是knowledge吧（已被证伪）。

张教授如果只凭“春江”二字就推测诗中所写那江是the Yangtze River, 恐怕也不能说是绝对正确的knowledge。

此外，苏轼《惠崇春江晚景》所写的“鸭先知”，应该是苏轼想象中鸭的experience。

关于“鸭先知”，近人王水照引王鹤汀之论：“缘情体物，贵得其真，窃恐‘先知’之句，于物情有未眞也。”然而，王水照批评王鹤汀不懂艺术的真实（王水照《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页177)。艺术的真实，只能存在于艺术世界，却不能说艺术的真实就是真实。

《苏轼选集》

赵齐平也论及此“鸭先知”诗句，引《文心雕龙·神思》，评说：“‘格物家’之不懂艺术，不懂诗，于此可见，因为一切推测、联想、想象、夸张全都不存在了，须知‘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 (《宋诗臆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197)。

《宋诗臆说》

换言之，说“鸭子先知道江水变暖”，这点只是苏东坡看惠崇画中鸭而产生的推想（按：江中之鱼，岂不比鸭更先知道江水变暖？）。苏东坡自然无法代替春江鸭和江中一切生物去体验江水的温度。

此外，苏轼写“河豚欲上”，那应该就是河豚目前还没有上。因此，所谓“河豚欲上”也是苏轼的想象，而不是苏轼亲眼看见的（不是real lived experience）。

衣若芬《艺林探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张教授主张“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文字面意义为基础＂，这里却说 it suggests the idea that knowledge comes from real lived experience. 所谓 it suggests..., 看来多多少少超出“原文字面意义”。

关键是：就此《惠崇春江晚景》案例而言，“原文”是苏东坡观惠崇画作所挑选出来的细节（写成诗句），东坡是代拟，他也可以代拟为“春江水暖鸭未知”，或者“春江水暖鱼先知”；而苏东坡写出“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是否suggest了什么，没法确定，同时“鸭先知”之说也受到质疑，所以，the idea… 也可能只是张教授个人的联想——请读者参看本文之末“附记一”部分。

“亲历体验”vs 想象

题画诗所写，有些情景纯是诗人观画后进一步的想象，诗中所写的“体验”也不一定是诗人本人的 real lived experience。

衣若芬《苏轼题画文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

我们不是要全面否定knowledge comes from real lived experience, 因为这话非必误，同时“摘句批评”也无不可，拙文只是提出:

用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二首》来说明“这首诗写的是the Yangtze River ”、knowledge comes from real lived experience，实是“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一第二条），和苏轼《惠崇春江晚景》的题画诗旨，没有必然的关系。

所谓knowledge comes from real lived experience，前贤已有讨论：“知识必自经验始，而不尽自经验出”（康德语。请读者参看本文之末的“附记一”）。

张隆溪教授说那“春江”就是the Yangtze River，属于推测。此外，画中诗中之鸭，尽可以是一只，而张隆溪教授选用Ducks (超过一只)，也属于推测。

此外，江水变暖了，同样只是苏东坡的猜想——惠崇绘图那天的江水水温是高是低、是较暖还是未暖，都难以用一幅鸭游江水画告知旁观者。

观画的经验可以产生impressions (印象), 不一定产生knowledge。

《姜斋诗话》(英译本) Notes on Poetry from the Ginger, 1987

《惠崇春江晚景》的第二首，也能帮助我们了解题画诗的旨趣并不完全决定于画之所绘。

请看第二首：

两两归鸿欲破群，

依依还似北归人。

遥知朔漠多风雪，

更待江南半月春。

开首就写“两两归鸿欲破群”，说的是惠崇画面显示：有些归鸿不合群。为什么有些归鸿想脱群？画中景象没展示。

苏东坡设想“更待江南半月春”：那些想“破群”的归鸿留恋江南春色，它们看来不大愿意跟鸿雁大队伍北归。

惠崇只画出少数鸿雁似乎不合群，没法画出鸿雁的心思，而苏东坡则“进入”鸿雁的内心，为它们注入了法想和留恋江南之情。

这就不限于“归鸿的经验”，苏东坡的笔，已经写到鸿雁的心思。

简言之，这类题画诗超越了视觉感受、经验世界的层面，其“情”其“想”都加强了题画文学的“深度”，使题画文学的层次更丰厚。

实际上，“两两归鸿欲破群”也可以是其他原由所致，例如，个别归鸿患病、体力不济……。苏东坡所写却呈现：两两归鸿似乎属于“有情众生”。

《中国题画诗发展史》

借题画表衷情：以郑思肖《画菊》诗为例

这里，笔者讨论题画文学的另一个实例。

宋代郑思肖（1241-1318）《画菊》诗：“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任世杰编《题画诗类编》安徽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页34)。

《中国历代题画诗选注》，西泠印社出版社1998年版。

上引诗篇的意思：菊花开放之时，百花已经凋谢，只有菊花独自开在稀疏的篱笆旁边，与众不同。那菊花宁愿保留芬芳，就算枯萎于枝头，也决不被北风吹落委地。

郑思肖这首题画诗，与一般赞颂菊花的诗歌不同。

画作大概只显示菊花一直在枝头，却不能画出“宁死不屈服于北风”的意志。这种意志，应该源自郑思肖讬物言志。这首《画菊》诗隐含他的人生遭际和做人的宗旨。

有些评论者结合郑思肖的反元立场，认为“何曾吹落北风中”的“北风”喻指北方的元蒙统治者。这首诗可能隐含不屈于外族的意思。

如果按照张隆溪教授主张的“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文字面意义为基础＂，不轻谈“讽寓解释”，那么，阐释上“北风”应该和元人无关。

但是，谁能断言“（北风和北方元人）一定无关”？“一定无关”如何论证？有“画之款识”之类的文字为据吗？

关于“画之款识”，清钱杜《松壶画忆》记载：“画之款识，唐人只是小字，藏树根石罅，大约书不工者，多落纸背。至宋始有年月记之，然犹是细楷一线，书无两行者。惟东坡行款皆大行楷，或有跋语三五行，已开元人一派矣。”（参看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页560）。这说明，苏东坡比较看重行款、跋语。

惠崇的《春江晚景》现在未见流传。据说，今存惠崇的画作只有《沙汀烟树图》《溪山春晓图》《秋浦双鸳图》三幅（如今我们只能由苏轼为惠崇所作的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二首》来想象画的景致。）

Ronald Egan《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

美国学者艾朗诺(Ronald Egan)是少数将苏东坡题画诗纳入其研究范围的西方汉学家之一，他的《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有专节讨论东坡诗和画。

诗中的“蒌蒿”= grass? ——这不是苏东坡的想法

《惠崇春江晚景》诗写了春江鸭、河豚，还有植物“蒌蒿满地芦芽短”。张教授将“蒌蒿满地”翻译成Grass covers the ground。

“蒌蒿”= grass?

张教授此grass译文，笔者认为未得原义。为免厚诬前贤，我们不妨讨论“蒌蒿满地芦芽短”是怎么一回事。

“蒌蒿”是一种特定的草本植物（学名：Artemisia selengensis），春季抽芽，嫩茎可食用，味道清香，常见于中国南方的菜肴，在古诗中常与春日风物相关联。至于“芦芽”，一般认为，就是芦笋的幼芽。

苏轼被贬到黄州时，作《岐亭五首》(《苏轼诗集合注》卷二十一)，其中写到陈慥（陈季常）热情宴请被贬的苏轼，菜式中就有蒌蒿。

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岐亭五首》有叙:“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正月，余始谪黄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马青盖来迎者，则余故人陈慥季常也。为留五日，赋诗一篇而去。明年正月，复往见之，季常使人劳余于中途。余久不杀，恐季常之为余杀也，则以前韵作诗为杀戒以遗季常。自尔不复杀，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苏轼诗集合注》，页1147。)

“恐季常之为余杀”是指陈季常为了欢迎苏轼过访，宰杀家禽牲畜来款待。杀生，令苏轼于心不忍。

原来，苏东坡为感谢皇帝不杀之恩，上谢表表示自己会“蔬食没齿”（郑培凯《几度叙晖苏东坡》，页59）。

陈季常和苏轼，过从其密，《苏轼诗集》卷二十一收录《陈季常见过三首》，见《苏轼诗集合注》页1079。

刘墨《苏东坡的朋友圈》，人民美术出版社2021年版。

陈季常好客，性格豪爽，苏轼每次到陈季常家，陈季常都热情接待。苏轼在《岐亭五首》其一（节录）中写道：

抚掌动邻里，绕村捉鹅鸭。

房栊锵器声，蔬果照巾幂。

久闻蒌蒿美，初见新芽赤。

洗盏酌鹅黄，磨刀削熊白。

……

(《苏轼诗集合注》卷廿三，页1148。)

上引第二行写抓鹅捉鸭，就是指陈季常家人宰杀鹅鸭来宴请苏东坡。家禽之外，蔬果当然也少不了（如上引第四行所写）。苏轼还在陈慥家吃到蒌蒿。

上引诗篇第五、六句“久闻蒌蒿美，初见新芽赤”就是说：“已久闻此地蒌蒿美味，今初来见之，其新芽尤美。”清人冯应榴辑注的《苏轼诗集合注》据《尔雅》注云：蒌，蒿也。

《苏轼小品》，王文君注评，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我们相信，“久闻蒌蒿美，初见新芽赤”，互文见义：“久闻”结合下句“初……”，暗示：第一次（初）吃，果然如传闻所说那般美味！

苏轼的其他诗篇写到“青蒿”，例如《春菜》诗的前面几句：“蔓菁宿根已生叶，韭芽戴土拳如蕨；烂蒸香荠白鱼肥，碎点青蒿凉饼滑”（《苏轼诗集合注》卷十六，页759-760) 。

“青蒿”可能就是蒌蒿。

“青蒿”和“蒌蒿”应该是同类，这点从黄庭坚的和诗《次韵子瞻春菜》可以推测而知。原来，王安石《次韵子瞻・春菜》诗写：“莼丝色紫菰首白，蒌蒿芽甜蔊头辣”（陈素贞《北宋文人的飮食书写：以诗歌为例的考察》大安，2007年版，第1卷，页313)。至少黄庭坚是将“青蒿”和“蒌蒿”归为同类的。

且不论“青蒿”和“蒌蒿”是否同类，黄庭坚的诗，也说明了“蒌蒿”可以入馔。

吉国瑞《苏东坡：不孤独的美食家》，陕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蒌蒿可以入馔，香而脆美

蒌蒿嫩茎吃起来脆嫩、风味独特。吃蒌蒿的习惯似乎古已有之，《诗经》、《楚辞》、《左传》、《尔雅》等古籍记载“蒌”“蒿”，注释家认为是指蒌蒿。《尔雅·释草》：“蒌，蒿也。”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蒌，蒌蒿也。其叶似艾，白色，长数寸，高丈馀。好生水边及泽中，正月根牙生，旁茎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参看《十三経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260）。

另外，《楚辞・大招》写到:“吴酸蒿蒌，不沾薄只。”（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页3070）。黄灵庚引陆玑《疏》文，解为蒌蒿。

潘富俊《苏东坡颠沛流离植物记》(猫头鹰出版社2025年版)对“蒌蒿”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如果读者愿意了解详情，可以直接查看该书第136-137页。

邢昺《尔雅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本草纲目》草部第15卷记载：白蒿，即今水生蒌蒿也。辛香而美。（参看《本草纲目》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年，页412）。白蒿在《神农本草经》中列为上品，《尔雅》认为就是蘩，又名由胡、蒌蒿。

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引了多家的文字来说明蒌蒿伴河豚这道菜的烹制之法。

如果称“蒌蒿”为grass，那么，苏东坡感激陈慥（陈季常）以美食款待的“久闻蒌蒿美”如何立足？

《东坡乐府》

苏东坡不是对食材懵懵懂懂的人，他在陈季常家作客，知道自己吃的是蒌蒿。蒌蒿和河豚，常常一起在宋、明人作品中出现（详情请看下文）。

接下来，我们再看苏东坡《浣溪沙（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石声淮、唐玲玲《东坡乐府编年笺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276)怎样写：

细雨斜风作晓寒，

淡烟疏柳媚晴滩，

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

蓼茸蒿笋试春盘，

人间有味是清欢。

可见东坡认为，春盘中有蓼茸蒿笋，那就“人间有味是清欢”。

一般的grass, 哪里会是“人间有味”？

这里，我们不妨做另一种推想：《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开头就写“竹外桃花三两枝”，据此我们推测惠崇所画可能是远景。

如果惠崇真是只画远景的话，那么，东坡可能是将画中绿色草状植物想象为他喜欢吃的蒌蒿、芦芽（他也由此想象此时江水中有河豚）。

换言之，蒌蒿、芦芽、河豚，都可能是苏东坡主观联想之物，未必是惠崇画中絵画得清晰可辨的景物。

《惠崇春江晚景》有两首，另一首开头就写“两两归鸿欲破群”。这反映惠崇画的是空中的雁群，因此，也是画远景。

龙榆生校笺《东坡乐府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蒌蒿、河豚，为何相提并论？

——宋朝的饮食文化

钱锺书《宋诗选注》中，苏轼《惠崇春江晚景（之一）》的注解部分据《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四对梅尧臣诗的评论，说到：“宋代烹饪以蒌蒿、芦芽和河豚同煮，因此苏轼看见蒌蒿、芦芽就想到了河豚。”（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2020年版，页121。)这段话反映钱锺书设想:惠崇清楚绘出蒌蒿、芦芽。

河豚呢？钱钟书认为，东坡是“想到”而已。

《宋诗选注》

北宋时，吃河豚已蔚然成风。苏轼学生张耒《明道杂志》记载：“在仲春间，吴人此时会客，无此鱼则非盛会。”（转引自陈元龙编《格致镜原》1735 年版，卷九十二，叶十六上）。

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 ，苏东坡《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写到河豚，其中有“似闻江鳐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之句，形容荔枝之美味只有河豚与江鳐柱可以比拟。

在南京，苏东坡写了《戏作鮰鱼一绝》，认为长江鮰鱼的美味不亚于江中的石首鱼与河豚：

粉红石首仍无骨，

雪白河豚不药人。

寄语天公与河伯，

何妨乞与水精鳞。

他将鮰鱼、石首鱼和河豚相提并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页1257。郑培凯《几度斜晖苏东坡》页75）。

《枫牕小牍》“东坡谓食河鲀，值得一死”（《格致镜原》）

宋神宗元丰元年，苏东坡在徐州，大概是看到蔓菁（大头菜）冒芽，就联想起他家乡蔬菜的味道，写出《春菜》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页789）：

蔓菁宿根已生叶，韭芽戴土拳如蕨。

烂烝香荠白鱼肥，碎点青蒿凉饼滑。

宿酒初消春睡起，细履幽畦掇芳辣。

茵陈甘菊不负渠，绘缕堆盘纤手抹。

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波棱如铁甲。

岂如吾蜀富冬蔬，霜叶露牙寒更茁。

久抛菘葛犹细事，苦笋江豚那忍说。

明年投劾径须归，莫待齿摇鬓发脱。

东坡写江北苦寒未已（第九句），然而蜀地冬蔬丰美，例如有蔓菁、韭芽、香荠等等，继而引出“苦笋江豚那忍说”。苦笋与江豚是蜀地（苏轼故乡为眉州，属蜀地）的特色食材，两者搭配是当地经典美味。

苏轼此时身处异乡，提及苦笋江豚这一组合，实则是借故乡特有的饮食记忆，抒发对家乡的眷恋之情 —— 那些熟悉的味道，是故乡在味觉上的印记，承载着他对故土生活的温馨回忆。他希望早日回归故乡。

《东坡先生诗集注》

梅尧臣（1002—1060）诗也写到河豚，例如《范饶州座中客语食河豚鱼》写“河豚

当此时，贵不数鱼虾”。河豚初上市时价甚高，人犹争购“以馈邻里乡贵”（宗菊如、周解清主编《中国太湖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卷，页475）。

《中国太湖史》

梅尧臣诗如下：

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

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鰕。

其状已可怪，其毒亦莫加。

忿腹若封豕，怒目犹吴蛙。

庖煎苟失所，入喉为镆鎁。

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

持问南方人，党护复矜夸。

皆言美无度，谁谓死如麻！

我语不能屈，自思空咄嗟！

退之来潮阳，始惮餐笼蛇。

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虾蟆。

二物虽可憎，性命无舛差。

斯味曾不比，中藏祸无涯。

甚美恶亦称，此言诚可嘉！

梅尧臣认定河豚“其毒亦莫加”，因此，世人为口腹之欲甘冒风险吃河豚实是“中藏祸无涯”，因此，他这首《范饶州座中客语食河豚鱼》承认河豚是美恶相称（剧毒与甘腴并存），但诗旨应该是吃河豚要有所警惕。

四库本《吴郡志》“有此鱼则为盛会”(上图第5行)

南宋人谈吃河豚

到了南宋，范成大《吴郡志》也记载吴人吃河豚,“吴人春初会客，有此鱼则为盛会”。（《吴郡志》卷第二十九）。

此外，辛弃疾《菩萨蛮・赠张医道服为别，且令馈河豚》（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页397）：

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

软语到更阑，绨袍范叔寒。

江头杨柳路，马踏春风去。

快趁两三杯，河豚欲上来。

《稼轩词编年笺注》

这首词写春日饮酒送别张姓医师（“张医道服”或指对方是道士兼医者），写河豚将上桌。 辛稼轩又撰有《蒌蒿宜作河豚羹》诗（夏承焘、游止水编《辛弃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页59）：

河豚挟鸩毒，杀人一脔足。

蒌蒿或济之，赤心置人腹。

方其在野中，卫青混奴仆。

及登君子堂，园绮成骨肉。

暴干及为脯，拳曲猬毛缩。

寄君频咀嚼，去翳如拆屋。

第三句“蒌蒿或济之”的“济”，应该是指解救、救济。此篇前四句陈述蒌蒿可以解河豚之毒。这应该是当时的认知。

稼轩还描述蒌蒿的出处、形状及功用。“方其在野中”以下四句，卫青、商山四皓（即诗中提及“园”、“绮”等人），互文见义。意思是：蒌蒿在野地中，有如卫青混居于奴仆时、商山四皓未曾出山之际，皆不为人所用，无以发挥效用，这些人一旦登上君子堂，则可辅弼君主、成为国家所倚重之人（“成骨肉”）。

上引诗篇的最后四句是说，蒌蒿可以暴晒为脯。人们“咀嚼蒌蒿脯，可迅速去翳”。总之，“河豚挟鸩毒”，但是，辛弃疾也知道“蒌蒿或济之”。

张耒在《明道杂志》中记载：“其烹煮亦无法，但用蒌蒿、荻笋(即芦芽)、菘菜三物”烹煮（参看：王水照《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页177）。大概张耒同时代的人已掌握了这三样与河豚搭配的好处。

黄启方《人间有味是清欢》，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

元人、明人笔下的河豚、蒌蒿

元代词人乔吉（1280─1345）在《中吕·满庭芳·渔父词》（肖妍、暴希明、黄梅编着《元曲精华评析》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页172）这样写“蒌蒿”：

湖平棹稳，桃花泛暖，柳絮吹春。

蒌蒿香脆芦芽嫩，烂煮河豚。

闲日月熬了些酒樽，

恶风波飞不上丝纶。

芳村近，田原隐隐，疑是 避秦人。

乔吉将芦蒿、芦芽和河豚并列。这似乎说明了蒌蒿和河豚同吃的做法已经流传开来。乔吉还提到蒌蒿的特点：“香脆”。

李修生等校注《乔吉集》，三晋出版社2017年版。

明朝人也知道怎样煮河豚。

春季二、三月间，大概是最适宜品尝河豚的时节，明人多选在此时节品尝河豚佳肴，已经有一套料理河豚的烹饪方法（参看：谢忠志《直那一死：明代的河豚文化》一文，载《汉学研究》第31卷第4期，2013年）。

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的集解（据宋人严有翼《艺苑雌黄》）中提到：“河豚，水族之奇味，世传其杀人。余守丹阳、宣城，见土人户户食之。但用菘菜、蒌蒿、荻芽三物煮之，亦未见死者。”（Li Shizhen; Paul U. Unschuld trans. Ben Cao Gang Mu, Volume VIII, Clothes, Utensils, Worms, Insects, Amphibians, Animals with Scales, Animals with Shell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1, p.738）。“未见死者”指没有看到谁中了河豚之毒而死。

明末清初秀水词人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第十五首：“鸭馄饨小漉微盐，雪后垆头酒价廉。听说河豚新入市，蒌蒿荻笋急须拈。”(朱彝尊《曝书亭全集》第586卷)。他是从河豚“新入市”而联想到蒌蒿。这和苏东坡由蒌蒿联想到河豚刚好次序倒过来。

英译《本草纲目》，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1.

清朝文学作品写炒“芦蒿”（“蒌蒿”）

到了清朝，说部之中也有吃蒌蒿的情节。

《红楼梦》六十一回讲到莲花替司棋向㕑娘柳家的讨要鸡蛋羹，被柳家的断然拒绝，理由是食材不足，莲花怒而质问：“前儿小燕来，说‘晴雯姐姐要吃芦蒿’，你怎么忙的还问肉炒、鸡炒？……”(《冯其庸评点红楼梦》，青岛出版社2021年版，页1136。)

晴雯要吃的“芦蒿”，就是蒌蒿。

《冯其庸评点红楼梦》，青岛出版社2022年版。

《红楼梦》中的“芦蒿”与苏轼诗中的“蒌蒿”实为同一植物。二者是同物异名，只是不同文献或地域中的称呼出现差异。

从植物学角度来看，“芦蒿”“蒌蒿”二者均指菊科蒿属的Artemisia selengensis，学名相同，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多生长于水边湿地（参看《中国植物志》）。

清朝吴敬梓《儒林外史》第22回有这样的客栈一幕：“一碟腊猪头肉，一碟芦蒿炒豆腐干，一碗汤，一大碗饭，一齐搬上来。”（参看：顾鸣塘《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页148。）可见，炒芦蒿在故事中已经被商品化。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结 论

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 有中译本。据说，中译本将中文作品原文和张教授的英译文以“汉英对照”的形式排印。

这种对照形式，方便中译本的读者比对原作和张译文。可以想象，如果中译本沿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的译文，那么，中译本的苏东坡部分告诉读者：“蒌蒿”相当于grass (草)。

可是，从上文的讨论可知：苏东坡没有说“蒌蒿”是草。苏东坡不是糊里糊涂的吃货。

单独看《春江晚景》诗的译文，出现grass也许是无伤大雅的，可是，“蒌蒿”是东坡诗中一再提及的食材（又见于《岐亭五首》、《春菜》、《浣溪沙（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过土山寨》），苏东坡显然知道蒌蒿入馔之美。因此，将“蒌蒿”译成grass，实在是语义过于宽泛，无法体现蒌蒿可食用的特性（常人不会吃grass），也会弱化诗句中对春日食材的细腻描写。

在其他宋人的诗文之中，“蒌蒿”在载籍中也不罕见，梅尧臣、范成大、辛弃疾之外，陆游写诗提到“蒌蒿”——《戏咏山家食品》：“牛乳抨酥瀹茗芽，蜂房分蜜渍棕花。旧知石芥真尤物，晚得蒌蒿又一家。疏索乡邻缘老病，团栾儿女且喧哗。古人不下藜羹糁，斟酌龟堂已太奢。”（《陆游诗全集》卷四）。

《陆游全集校注》

当今的读者如果没有见过或者吃过“蒌蒿”，缺乏real life experience, 那么，很可能读汉英对照版“蒌蒿 = grass”也不会发现那译文不妥当（笔者在先前一文已经指出张教授将“卢橘”译成orange，也不妥当）。

《论语》记载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细心读苏东坡写的诗，同样能帮助我们读者认识更多的植物和食材。

无论如何，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 苏轼部分的orange 和 grass，不能准确代表苏东坡的意思。

张高评《唐宋题画诗及其流韵》，万卷楼2016年版。

本文的另一个论题是：“春江水暖鸭先知”suggests the idea that knowledge comes from real lived experience (Zhang 2023:224) 和题画文学的基础。

春江之水，一般而言，是比冬日之江水温暖（合常理），但是，“春寒料峭”这成语的存在已经说明春天的某日某刻也可能有“倒春寒”。

“彼时江水变暖”只是苏东坡的想象和推测(江水可暖亦可未暖；也可以是鱼比鸭先知)，正如“春江就是the Yangtze River”之论纯属张教授的推测。

在诗人眼中，画作的“空白处”“未定点（points of indeterminacy）正便利诗人驰骋神思、展其诗才。题画文学的价值往往就在：融入了诗人的情感、思想和人生感悟。

换言之，“画之妙在无笔墨处”（张高评《唐宋题画诗及其流韵》万卷楼，2016 年版页323），题画诗可以超越画家和观画者视觉上的限制，补充、拓展画作的内涵。

据说惠崇春江晚景画作已佚。东坡《惠崇春江晚景》流传于世，这说明题画诗实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脱离原画而流传）。

苏东坡、黄庭坚为首的文人集团，正是题画文学风气大开的推手（参看：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长文《题画文学の发展》，1937年）。题画诗，源于读（观）画在先然后作诗，所以题画诗首先是读画诗。

曹莉《京都学派：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题画诗是中国独有的文、艺融合形式，它不只是诗，也不只是画，而是诗、书、画三者在同一空间中互为表意、互补意境的创作（书＝书艺 / calligraphy），往往阐释画作又有所引申，其独特性值得史家写上一笔。

不过，张隆溪教授似乎没有注意到题画文学，而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 甚至连苏东坡《春江晚景》是惠崇画的题诗这点都没有为读者说明。

附记一: “知识必自经验始，而不尽自经验出”

张隆溪教授说“春江水暖鸭先知”suggests the idea that knowledge comes from real lived experience. (Zhang 2023:224)。

钱锺书也谈过这类问题。

钱锺书《管锥编》说：《后山集》卷一七《书旧词后》: “晁无咎云: '眉山公之词盖不更此而境也。”余谓不然;宋玉初不识巫山神女而能赋之,岂待更而境也?”,“更”、“更事”之“更”，谓经验,“境”、“意境”之“境” ,谓写境、造境; ……康德论致知，开宗明义曰：“知识必自经验始，而不尽自经验出”，此言移施于造艺之赋境构象，亦无伤也。……

《管锥编》

上面那段话，节录自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四册第1390页。所谓“移施于造艺”，意思当为：“(康德)知识不尽自经验出”之论，可以套用到文艺领域。

钱锺书反对“唯经验论”的文学观，认为文学创作不必依赖作者的亲身经历。他强调文学的想象力与表现力，认为“造境”比“写实”更重要。他的文学观：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是生活的复制。

康德的“知识不尽自经验出”这话，超越了knowledge comes from real lived experience. (Zhang 2023:224)这种经验论的框架。

附记二:“乌台诗案”后，苏东坡立誓吃素

“美食家”“吃货”都是今人加诸苏东坡头上的名称。其实，苏东坡曾自我限制：他向宋神宗发誓，他要终身吃素、戒杀。

原来，1079年苏东坡因诗案被捕入狱，一度想到自己必死。他出狱后，向皇帝表示，为感谢不杀之恩，自己愿终身吃素。

上文提到苏东坡自言“恐季常之为余杀”。这句话的意思是：担心陈季常为了款待我苏东坡而开杀戒。

关于1079年发生的“乌台诗案”，读者可以参看：洪涛《1079年，一首诗差点就令苏东坡送命？——谈政治化诠释、案件之本末和编年》一文，载“古代小说网”2024年6月9日。

《苏轼全集校注》

附记三: 唐宋三大家(韩、柳、苏)

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后，写了一首《食虾蟆》的诗（已轶）。他在诗中表达了自己吃虾蟆的感受。从韩愈的《答柳柳州食虾蟆》中“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可以推测得知柳宗元觉得虾蟆的味道不错。似乎柳宗元能接受南方的饮食习惯。

韩愈被贬到南方则始终强调“忍食”痛苦，他不大接受“南食”。韩、柳态度之异凸显二人在文化适应上的分歧（参看：洪涛《北宋文人的饮食书写、当今学者的“囫囵吞枣”——兼谈文化他者(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五十)》）。

苏东坡又如何？

郑培凯教授《几度斜晖苏东坡》一书指出：“苏东坡在海南面临的处境极其恶劣，朝中政敌对他的迫害也变本加厉，好在他天性有豁达诙谐的一面，甚至以自嘲作为精神解脱之法。杀生不杀生，已经不是生存考虑的问题，首要的生存条件是有得吃，有什么吃什么。没有猪肉吃薯蓣，没有鸡肉吃熏鼠。蝙蝠、蛤蟆、蜜唧、蛆虫，不但可吃，还可入诗，也真令人佩服东坡的幽默与大度。”（《几度斜晖苏东坡》页81）。

郑培凯《几度斜晖苏东坡》，中华书局2023年版。

郑培凯教授没有确指苏东坡必定吃了蝙蝠、蛤蟆、蜜唧、蛆虫，他只是提到苏东坡的“大度”。

苏东坡将蝙蝠、蛤蟆、蜜唧、蛆虫写入诗，这显示: 他对“如何是诗”也是不拘一格的（有些读者期望诗能唤起人对美的感知。他们难以接受诗描写蝙蝠、蛆虫、蛤蟆……。那类诗篇他们判为vulgarity、嫌不够“诗意”、嫌不够高雅，正如寒山诗也被认定为难入“大雅”之堂。蝙蝠、蛆虫之类，不在这类读者的期望之内。）

不过，horizon of expectations（中文常译为 “期待视野”）是复数的，有其“动态性”，也不定于一尊。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往往处于“满足期待”与“打破期待”之间。

C. D. Le Gros Clark trans. Selections from the Works of SU TUNG-PO

附记四: 校字记

洪涛《“无韵之离骚”之外,又有无韵之文赋——猛批不可译论,结果如何?(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四十九)》其中有一小节，名为“散文翻译——英语读者从译文何处感受到Melodious?”

2025年8月18日放上互联网时，该小节之名称漏植“感受”二字。谨此修正并向读者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