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时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而不用传统儒家文化思想？

当时的时代，都是国外的就是好的，因为我们落后，如果再以本土思想为指导，就很难传播下去，本身那个时代对传统文化弥漫着一种不自信，认为传统文化是落后的根源

凡是借着传统文化的外衣，希望笼络传统士大夫的改革都失败了，最典型的就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戊戌变法失败。

所以，在当时真的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第一是旧式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虽然与基督教结合，在以天朝田亩制度为纲领，但是由于清王朝和帝国主义联合绞杀，导致没有实行就流产了。

第二是清王朝的内部改良运动，也就是洋务运动，在封建制度和儒家思想的前提下，引进西方技术和军事。
甲午海战，北洋海军覆灭，说明这一套行不通。

第三是绝大部分西化，只保持君主这一制度的君主立宪制度，其实学的是日本和英国，但是被封建顽固势力扼杀在摇篮里。

第四是模仿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路线，也就是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形成了各路军阀，帝国主义纷纷扶持各自的代理人。

马克思主义革命动力观点与儒家的华夷之辨异曲同工

马克思的革命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斗争，思想意识的觉醒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

具体到中国，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依靠工农，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最可靠的同盟。

这个不是迎合上意，而是客观现实。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弱小，不可能发展成国外的资产阶级形式。

所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是造成各路军阀割据的局面。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只要不是剥削阶级，都可以争取。

而儒家的华夷之辨其实强调文化而不是单纯的血缘，孔子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这种文化背后的本质还是为公还是为私，因为礼仪背后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君子与小人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说白了，就是为公还是为私。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儒家大同理想有共同之处

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与儒家的大同理想社会非常相似，只不过一个是从生产力和经济角度，一个是从文化角度。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独立随之消失，劳动不再是谋生，而是人本身生活的第一需要。

人不再固定在某一个职业，而是以自己兴趣为中心，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畜牧，晚上批判，而不会固定成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批判者。

国家成为多余，随着消亡，因为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成为了多余，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

儒家的大同社会，核心是天下为公，也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照顾，而不是独亲其亲，子其子。不必私藏货物，劳动也不是出于谋取私利。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只不过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及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物质条件充分的前提下，所有人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

而儒家的大同社会未必是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而是一种道德要求，核心是贤人政治和道德教化。

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儒家哲学具有对应关系

马克思主义其实与中国传统文化有非常多对应的地方。辩证法就是阴阳的关系的一部分。

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就像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马克思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儒家也强调与时俱进，但是基于前人的历史之上。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整体由部分组成，但不是部分简单相加，而是有机组合。所以我们要立足整体，但是又要重视部分的作用，以及部分与部分的连接。

这与儒家的仁非常相似了，仁就是要注重人与人的社会整体，注重彼此的连接关系，仁义礼智信都是在说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

但儒家也没有抛弃个体，尤其是孟子说得更为激进，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家文化有很多共同之处。

那为什么要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呢？

一个原因就是前面说，当时国家积贫积弱，半封建半殖民地，很明显不太适合树立传统文化的旗帜。

当时整个环境甚至认为传统文化是造成中国人落后于外国人的根本原因。从武器不行、制度不行再到文化不行。

文化不行，基本上就否定了传统儒家思想。

第二个原因，马克思主义当时在那个条件下更符合革命的客观现实，是一种斗争哲学和阶级史观。

而儒家文化更强调稳定和改良，不太适合大破大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