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给彭老总当过秘书，也给毛主席当过翻译，周总理说她无可替代！

1960年代初秋，外交部档案室的木柜里翻出张合影，边角发脆，毛泽东主席左手边站着个穿海蓝色旗袍的女人，旗袍领口别着银质梅花胸针，眉眼间是燕大女生的书卷气，可攥着文件的手指关节却透着股革命者的韧劲。

照片下方钢笔字写着“龚澎”，这名字让翻档案的小干事手一顿——三天前刚看过周总理在1954年的工作笔记，里面写“外交战线少她不可”。

旁边还压着张民国二十八年的《新华日报》记者证，证上贴着她23岁的黑白照，齐耳短发，穿阴丹士林旗袍，可背面铅笔字记着“1941年5月，向爱泼斯坦递延安广播稿”。

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见过她，事后对身边人笑“这姑娘天生丽质，脑子比枪还快”；彭老总1947年在陕北窑洞拍着桌子说“龚澎是人才，难得的人才”。

1914年生于日本横滨，父亲是辛亥革命将领龚镇洲，安徽合肥籍。

1933年夏，她揣着燕大历史系录取通知书进北平，那时候故宫角楼还飘着北洋旧旗，可学生宿舍里已经传着《新青年》的油印本。

1935年12月9日，她跟着游行队伍冲过西长安街，军警的水龙浇透棉袍，她举着“停止内战”的标语喊到嗓子哑，当晚在学生会办公室碰到埃德加·斯诺，这个刚从陕北回来的美国记者看着她冻红的手，突然说：“你们该让世界听见声音。”

12月12日，她和姐姐龚普生借了燕大临湖轩的场地，摆了八张木桌，请来十一个外国记者，桌上放着学生运动的照片和传单。

她站在壁炉前，用带着合肥口音的英语讲“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是她头一回对着蓝眼睛黄头发的人说话，手心里全是汗，可声音没抖。

壁炉里的松柴噼啪作响，外国记者们攥着铅笔等下文，她却转身从藤篮里拿出一沓油印传单，全是各校学生的抗日宣言，最上面压着张燕京大学的布告，红笔圈着“停止一切内战”。

有记者追问“学生运动是否受共产党操控”，她指着桌上传单反问“北平学生的血写的是抗日，你觉得这需要谁来操控？”

那天临湖轩的阳光斜照进来，把她的影子和记者们的笔记本叠在一起，她提前把学生运动宣言、军警镇压照片分类摆好，每个问题都答得具体——游行人数、受伤学生姓名、各校罢课时间，连哪所中学的校旗被撕破都记得清楚。

斯诺后来在笔记里写“她不像在发言，像在展示一堆带血的证据”，这场持续两小时的招待会，是中共首次主动向国际社会系统披露学生运动真相，没讲一句理论，只把电报、照片、学生日记摊在桌上，记者们走时带走的不仅是素材，还有个穿阴丹士林旗袍的中国青年形象——她站在临湖轩台阶上目送，手里还攥着没发完的《告全国同胞书》，传单边角被风吹得卷了边。

1938年深秋，重庆的雾气裹着嘉陵江的潮气漫进曾家岩，外国记者们蹲在《新华日报》门口等消息，忽然看见个穿灰色布旗袍的女人从坡上走来，帆布包带子磨得发亮，里面露出卷着的油印小报边角。

龚澎刚从八路军办事处出来，手里攥着刚译好的解放区战报，见记者们围上来，直接把包往石阶上一放，掏出钢笔在笔记本上划重点：“晋察冀边区上个月伏击战，歼敌三百七，缴获机枪十二挺，伤员都送白求恩医疗队了，这是名单。”

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她从不说“我们取得伟大胜利”，只摊开地图标战斗位置，数着老乡支援的担架数量，连“某村妇女缝了七十双布鞋”都记在小本子上。

有回英国记者问“统一战线是否破裂”，她没反驳，反倒从包里抽出封阎锡山部队写给八路军的感谢信，念完抬头笑：“信里说‘贵部送的棉衣解了燃眉’，你觉得这算破裂？”

费正清在日记里记过更细的场景：1941年冬夜，龚澎踩着雨鞋闯进外国记者招待所，头发上还沾着雪籽，从包里掏出延安广播记录稿，油墨没干就铺在桌上，用红铅笔圈出“百团大战破坏日军铁路四百七十公里”，边圈边说“这是昨晚刚收到的，你们现在发稿还来得及”。

记者们后来都知道，找龚澎要消息不用客套，她会把事实码得整整齐齐，连数据来源都标清楚——“这是一二九师政治部统计的，那是晋绥边区政府公告”，从不用“据说”“可能”这类词。

她的英语是燕大图书馆泡出来的，也是重庆防空洞里练出来的。

1940年冬夜，曾家岩的煤油灯映着她的侧脸，左手按着《新民主主义论》的中文油印本，右手在英文打字机上敲得飞快，油墨溅在袖口都没察觉。

有回译到“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窗外传来防空警报，她拿棉袍盖住译稿继续敲，直到敌机飞走，纸上已码满整整齐齐的英文。

毛主席的文章她译得最细，“人民民主专政”译成“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特意在括号里注“not the dictatorship of one class”，怕外国记者望文生义。

《解放日报》社论隔天见报，她当天就能译好，卷成筒塞进帆布包，第二天一早塞进外国记者的信箱，信封上总画个小小的梅花——那是她的秘密标记，记者们见了就知道，里面是延安最新的声音。

她给彭老总当秘书时，军大衣口袋总插着两支笔，一支记战报数据，一支改发言稿，老总说“小龚写的东西，战士能听懂，记者也挑不出错”。

给毛主席当翻译，外文版《新民主主义论》译稿上，她用红笔标着“‘人民民主’此处需加脚注，说明与西方democracy的区别”，主席审稿时笑“这个丫头，比我还较真”。

到周总理身边后，她每隔三天就交一份蓝皮简报，封皮写着“外国记者舆情摘要”，里面贴着剪报、记着记者闲聊时的话，末页附张纸条“建议明日记者会主动回应‘边区土改’问题，可附农民分地清单”。

有回总理指着简报里“某记者问国共谈判进展”，她立刻从抽屉拿出准备好的答稿：“已核实，南京方面昨日密电要求我方让步，这是抄件。”

外国记者常说她身上有总理的影子——说话不绕弯，递材料时总说“这是原始记录，你自己看”，连走路带风的样子都像。

她去拜访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帆布包里装着叠木刻版画，是解放区农民题材的，摊在桌上说“你看这张《耕牛图》，刻的是去年边区粮食增产三成”，又拿出剪纸“这是喜儿的故事，老百姓自己剪的”。

费慰梅后来在信里写“她从不劝我信什么，只把画和剪纸放我桌上，说‘你觉得好就带去美国展’”，那年在美国办的“中国解放区艺术展”，半数展品是她骑着自行车跑遍重庆几家进步书店凑齐的，车后座绑着画卷，绳子勒出红印子。

从燕大临湖轩壁炉前的学生到外交部档案室照片里的旗袍女性，她用三个“第一”刻下坐标：中国共产党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是1935年12月12日临湖轩那场记者会定的调，十一个外国记者的笔记本记着她摊开的学生宣言；新中国新闻发布事业的开荒者，藏在重庆曾家岩石阶上的帆布包里，那些标着“晋察冀战报”“伤员名单”的油印纸，让国际记者头回看清敌后抗战的真模样；国际传播“以真诚动人”的先驱，写在费正清夫人的展签上，1945年美国那场解放区艺术展，半数展品是她骑自行车跑书店凑的，车后座绑画卷的绳子勒出红印子。

她的才华没浪费在空喊口号上。燕大历史系的底子让她懂怎么讲逻辑，1938年重庆记者会，她不解释“统一战线”理论，只念阎锡山部队的感谢信；英语好不是摆设，1940年译《新民主主义论》，特意在“人民民主”后加脚注，怕蓝眼睛记者望文生义；连外交手腕都带着实在劲儿，给费慰梅送木刻，不说“解放区多好”，只指《耕牛图》说“去年粮食增产三成”。

现在说“讲好中国故事”，她当年早把法子亮出来了：别扯虚的，把战报、分地清单、老乡缝的布鞋摆桌上；别端架子，跟记者蹲石阶上聊战况，让事实自己说话；更别丢风骨，穿旗袍也能攥紧文件，柔着嗓子也能讲清道理。这就是为啥领导人说她“无可替代”——不是美貌，是把个人本事拧进时代里，让世界透过她的眼睛，看见一个不掺水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