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民主不再解决问题，威权就回来了 | 施展札记61

过去十年里，全球政治正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民主没有被推翻，但越来越多的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转型国家——正在用民主的外壳做着威权的事情。选举照常举行，议会依然存在，媒体也仍有空间，但权力却在悄然集中，制衡正在被削弱，强人政治重新回到舞台中央。

上一次发生类似的民主退潮，还是差不多一百年前，一战后的社会经济危机中，不少国家转向威权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

不久前我刚去波兰考察，它分别经历了这两次民主退潮，正好可以作为一个观察对象。

1.

第一次滑向威权：当国家还没有学会走路

1918年，被三大帝国瓜分百余年的波兰，重新出现在欧洲地图上。但是人们为复国的欢呼没有持续太久，现实的困难便扑面而来。

这个新生的国家是从沙俄、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的碎片拼合出来的，三套法律、三种官僚体系、三种行政传统混杂在一起；在普鲁士刻板又高效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发现很难适应那些在奥匈帝国成长之人文雅的工作习惯，更不要提在低效专制的沙皇官僚机构下熏陶的人们了。更何况，新生波兰的境内，还有数百万少数族裔生活在边境地带，民族认同脆弱；经济凋敝，社会结构破碎。

波兰的宪法、议会、选举在1918年就建立起来了，但它们运行的社会基础远未成熟。各派政治势力诛心般地相互质疑，在议会中争斗不休，政府频繁更迭，国家治理陷入瘫痪。人们在现实的冲击下意识到，民主程序可以启动机器，却不会自然地导向关于国家的基础共识。

这种无力感，为“强有力的领导”铺平了道路。原已淡出政坛前台的波兰独立战争英雄毕苏斯基，在1926年发动“五月政变”，宣称要“净化”波兰政治，让国家重新运转。新体制并未废除选举，但权力的重心迅速集中，议会被边缘化，总统和军方成为国家的轴心。

约瑟夫·毕苏斯基雕像

毕苏斯基不愿被称为dictator，更愿被称为“仲裁者”。在他看来，国家太年轻，社会太脆弱，需要有人扶它一把；民主不是种子，而是果实，国家的树干必须先长出来，枝叶才有可能繁茂。

这一轮威权化，是“国家建构焦虑”的产物。它的核心不在于压制社会，而在于让国家首先存在——民主便成了政治幼弱阶段的代价。

2.

第二次滑向威权：当国家开始疑问自己是谁

时间快进到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波兰成为东欧国家转型成功的范本：市场化改革推进迅速，民主制度巩固，经济高速增长，加入欧盟和北约，让它走上了西方轨道。

2004年5月1日，波兰等十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

然而，短短十几年后，波兰人便发现这条道路并不平坦。

加入欧盟后，波兰人本以为能迅速“变成西欧”，但却发现社会分层依旧、工资仍然低廉。波兰被法国、德国当作劳动力来源国，而不是平等伙伴，这种心理落差让人很不舒服。

另一方面，欧盟推行自由主义价值观（LGBT、堕胎、世俗化、移民），而波兰的天主教传统价值观与此差异巨大，以至于那些西欧价值观像是从外部强加给波兰人的命令，让他们产生对“文化殖民”的本能抵触。所有这些都造成一种心理矛盾：“我们回到了欧洲，但欧洲好像并不需要我们成为我们自己。”

这一次的危机，不是一百年前那种“国家能否存在”的问题，而是“国家还能不能保持自己”的问题：我们的信仰、传统、价值，是否还算数？这种焦虑很快就反映在政治上。

2004年波兰加入欧盟，波兰人的诉求还是“我们要成为欧洲人”；2005年，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PiS）上台，其支持者的诉求变成“我们要成为波兰人”。但当时毕竟刚刚加入欧盟，社会主流心态还是要融入，PiS虽是第一大党，得票却刚过四分之一，联合组阁两年后，政治联盟便解体，PiS被迫下野。

到2015年，波兰社会心态进一步右转，PiS在大选中重新上台。他们的政治承诺表达为一种理念：“我们不是要‘被欧洲化’，而是要让欧洲记住，我们也是欧洲的缔造者。”这种理念回应了波兰社会中流行的新叙事：波兰不是西欧的追随者，而是一个有着独特历史使命的文明国家。这些都反映着社会主流的一种下意识情绪：人们不再关心“更开放”或“更现代”的承诺，而是关心对国际尊严的诉求。

2023年，波兰选举民调结果

PiS成为波兰首个能够独立组阁的政党。这让它能够利用多数党地位，一步步重塑权力结构，削弱宪法法院的独立性，控制公共媒体，调整选区划分，使执政党在选举中更有优势。虽然2023年大选PiS下台了，但它仍是议会第一大党，只是未能过半。波兰PiS政府与匈牙利欧尔班政府结成了中欧保守轴心，在欧盟内部形成系统性挑战；它们不是要反对民主，而是试图用民主程序重塑民主本身的价值取向。

与1926年那次相比，波兰这一次的威权化是在“制度内”完成的，更关键的是，威权的正当性也发生了转变：从“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的需要，变成“文化防御”的使命——守护民族的信仰和家庭秩序。在这种叙事中，威权不再是“不得已的选择”，而被塑造成“守护文明的责任”。

这样一种变化，并不是只有波兰这一个特例。最近十几年来，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几乎都走过这样一条从民主到威权的曲线，区别只在程度深浅而已。这条曲线背后反映着各种错位。

先是心理错位，东欧国家在2004年前后加入欧盟，被视为“文明归队”，理想落地后却发现，“我们以为在回家，却发现是寄人篱下”。

再是社会错位，转型社会中的人，有赢家也有输家，输家被精英所忽视后，成为民粹主义的天然票仓。

第三是政治错位，社会的撕裂越发地让身份政治取代了意识形态政治，政治主张从“你主张自由市场还是国家干预”变成“你更听布鲁塞尔还是更听本国政府”，从“我们要像德国一样”变成“我们要不被德国指挥”，这些都使得民族主义成为动员各种不满的强大武器。

3.

两次相似的摆动：焦虑比制度更强大

波兰这两次滑向威权的故事，表层看有着很大区别：

第一次是军队走上街头，用政变接管国家机器，第二次是政党在议会内部修改规则；

第一次是因为国家太新太弱，第二次是因为国家太老、太迷茫；

第一次的口号是“净化政治”，第二次的口号是“保护传统”。

但其深层又有着共性的逻辑，当民主无法解决社会最深层的焦虑时，社会就会召唤“更强的手”来替它做决定。

1920年代的焦虑是“国家能否活下去”；2010年代的焦虑是“国家是否还能保持自我”。一个是制度的空心化，一个是身份的溶解。根本上来说都是，国家认同不稳，民主的根基就浅薄，风一吹就会动摇。

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波兰前总理、PiS主席

毕苏斯基和卡钦斯基（PiS的创始人与操盘手），这两个相隔一个世纪的名字，常被放在一起对照。他们的共通点比差异更值得注意：两人都是在社会信心疲弱时登场，以“国家大义”之名，用强力来突破民主的困境。

这样一种政治循环，在百年来的东欧历史中，绝非孤例。

卡钦斯基双胞胎兄弟曾同时任波兰总理和总统

4.

健康民主的前提

波兰的两次转向让人看到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民主本身并不会自动生长，它需要深厚的结构性土壤来支撑。

第一，这片土壤必须有深层的共识。

如果社会在“我们是谁”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共识，选举只能制造冲突，而无法解决冲突。民主制度可以管理意见分歧，但无法从零构建国家认同。如果国家的基本共识未能形成，任何政体都会被卷入“存在性焦虑”中。

第二，它需要丰富的中间结构来承压。

健康的中产阶层、强大的社会自组织能力、活跃的公共舆论，这些“制度之外”的中间层，是防止民主在冲击下崩塌的减震器。没有它们，政治冲突只能在国家和个体之间直接碰撞，最后往往只能用强力来解决问题。

第三，它必须提供一种积极的共同叙事。

民主不能只是“反对谁”的平台，也必须是“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共同体”的表达。如果自由只是不断拆解旧的共识，而无法提出新的认同愿景，那么它终将在“保护传统”、“恢复秩序”的叙事面前败下阵来。

这三层结构如果有缺失，威权的吸引力便会浮现出来。

油画《雷伊坦，或波兰的沦陷》，扬·马泰伊科

5.

民主的阴影，是它无法回答的问题

波兰的两次威权化，是同一条河流的两次转弯——一次因为源头太浅（生存焦虑），一次因为河道太宽（身份焦虑）。民主总在这里流淌，却总会被地貌塑形。

在国家认同尚未稳固的土地上，民主往往不是稳态，而是会陷入摆动。

对于波兰这样的国家，威权并不是民主的对立面，而是它的一种阴影——一旦社会最深处的问题无法被制度回答，阴影就会浮现出来，提醒人们：真正决定政治命运的，不是制度的形式，而是它能否回应更根本的问题。

相关回顾：

* 关于此次波兰之行，我将在播客“东腔西调”中跟大家分享更多心得体会。节目预计于10月10日在各大音频平台上线，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