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时代“伪成人”现象的异化机理与干预路径

【内容提要】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茨曼在其所著的《娱乐至死》中提出了“媒介即隐喻”，认为媒介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塑造着受众对于世界的认知。短视频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式，具有信息碎片化、视觉化主导、即时化传播和高度互动性等媒介特征，在丰富了媒介世界的同时，也对未成年人的成长构成挑战。本文基于短视频的独特隐喻性，认为在所谓“慢脚文化”中部分未成年人表现出了认知模式的偏差、行为模式的模仿、价值观念的误导以及算法推荐的茧房等“伪成人”异化现象，并基于现实考量，提出以做好未成年人“童年守护”为目的，形成众包模式集智护苗、平台管理与内容分级再精细化、回归“田园”家校补位以及提升未成年群体媒介素养四方协同的纠偏机制。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发布的《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短视频用户规模超1亿，其中11.9%的未成年用户在工作日平均每天观看短视频超过2小时，7.2%的未成年用户在节假日每天观看短视频超过5小时；在“未成年网民上网经常从事各类活动的比例”中，“看短视频”占54.1%，且32.9%的未成年网民表示过去一年曾拍摄短视频内容。2023年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大课题“新时代少年儿童政治引领机理与方法研究”课题组完成的阶段性成果《未成年人短视频使用与学习研究报告》显示，82.9%的受访未成年人使用过短视频平台。[1]可以看出，短视频有着广泛的未成年人用户基础。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部分短视频平台上正流行着诸如“欢迎收看2007年已婚女孩日常vlog”“2005年三胎日常”“2005嫁给大自己17岁大叔的一天，都干些什么”“水母文化”“姨妈血拌饭”等价值观异常、审美畸形、为博眼球而一味猎奇、风格夸张，甚至触碰法律底线的视频内容。因该类视频多以快手app为主要传播阵地，网友便将其戏称为“慢脚文化”。“慢脚文化”受到大量心智尚未成熟、不能明辨是非的未成年人的追捧。[2]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短视频对未成年人有直接和间接的伤害，可能引发或恶化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侵蚀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导致未成年人道德伦理观念走向异化和扭曲，亟待引起全社会重视。[3]

成人主导着媒介话语权，构建了符合成人社会需求的文化环境；未成年人由童年逐步迈向成人社会的过程中，会遇到理解成年人的社会文化的门槛并积极尝试跨越。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茨曼在其名著《童年的消逝》中说：“童年并非生理学意义上的自然阶段，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伴随媒介的变迁，未成年人与成人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4]，这值得警惕。同时，该书认为，所谓“童年”也是媒介的产物，是由成人构筑出的有利于未成年人发展的虚拟环境，对于未成年人基本思维能力以及正确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这值得守护。

在其更为著名的《娱乐至死》一书中，尼尔·波茨曼提出“媒介即隐喻”，认为不同媒介依据其自身的不同特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类的认知。[5]该书认为未成年人与成人的界限消弭，是从电视时代开始的。电视节目快速切换的画面、丰富多彩的图像以及富有感染力的声音，直观、生动，但缺乏深度与连贯性，降低了未成年人阅读理解的门槛。此前印刷术时代培养出的线性思维、延迟判断和深度思考的认知模式，遭到来自电视的极大挤压。进入短视频时代之后，技术赋权下的传播主体泛化、流媒体呈现及竖屏焦虑，使得未成年人有了更多接触成年人内容的机会和更多自由表达的机会，也为诸如“慢脚文化”一样的不良志趣内容，提供了更多可乘之机。

（一）信息碎片化：破坏认知构建

从媒介隐喻视角来看，短视频时代和印刷时代有很大不同。短视频的时长通常在几秒到几分钟之间不等，受众对其内容尚处于低关注程度时，视频就戛然而止。因为受限于时长，短视频表达主题单一，内容信息在整体上呈现为碎片化的形态。这和以图书为代表的纸媒形成巨大反差。阅读图书需要理解能力，也需要专注的能力。未成年人花费相当规模的时间成本，构筑一定的阅读能力才能理解图书内容。纸媒凭借这一特性，为未成年人构筑了界限鲜明的“童年”，使其成长过程具有了“被构筑的安全性”。未成年人通过长期对线性化、逻辑化、抽象化的文字符号的逐字逐句“捧读”，形成了以深度学习、理性分析为特征的认知方式。

澳大利亚教育心理学家约翰·斯威勒在其认知负荷理论中关注到时间与关注程度的关系，并提出接触某事物时，根据事物的复杂程度，通常需要5～15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达到掌握某事物的高度关注程度。未成年人在面对碎片化的短视频表达形式时，对某一事物通常只处于低关注程度，视频就结束了，从认知负荷的升高到工作记忆对认知负荷的“消化”，需要经历更长时间才能理解其所接触的事物。面对碎片化的短视频及其流媒体呈现方式，受众的认知负荷尚未触及工作记忆，尚未引发深度学习与理性分析，就惯性“刷”出下一条视频。[6]如此快速、大量地“刷”短视频，使得未成年人不但难以掌握短视频中所涉及的经验性知识，反而陷入不断产生的认知负荷与认知效率下降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正常认知构建。

（二）视觉化主导：限制思辨能力

美国作家、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作为“数字时代的预言者”，对影像信息一直抱持批判性审视态度。她在《论摄影》中提出：“照片通过使世界变得可观赏，让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变得表面化。我们越是被图像包围，就越难以真正‘看见’”[7]。桑塔格从摄影入手，探讨影像与现实的联系，认为影像使人们远离有机生活、脱离历史、放弃行动，且在情感响应上具有模糊性和潜在的操控性，受众将在“文化消费”中沦为“影像信息洪流”的附庸。桑塔格对影像文化的批判在多以手机竖屏呈现的短视频时代愈发深刻，她在《论摄影》中警告的“图像过载导致情感麻木”，进而导致思辨缺失，在短视频时代正在重现。

短视频以视觉元素为主导，并结合用户与平台共创的视频配乐素材库进行传播。从信息承载量、信息呈现清晰度以及受众对信息的接收行为看，短视频当属麦克卢汉所谓的“热媒介”[8]。凭借其快速切换、感官刺激等特性，强势抢占未成年人的注意力资源。未成年人在接受短视频内容时，不需要调动理解能力和专注的能力就能完成对于未知信息的意义建构，缩短了的意义建构过程使得未成年人的思辨性实践缺失，限制了未成年人思辨能力的充分发动与健康发展的过程。

（三）传播即时性：打乱成长节奏

借助互联网的发展与移动设备的普及，短视频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普遍传播。因短视频内容与现实生活的高度弥合性，内容发布者会根据现实生活事件扩充其发布内容以求抢夺注意力资源，使得短视频的内容传播呈现出高度即时性。同时，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及短视频平台社交属性的扩展，用户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内容的二次创作，使得短视频内容体量即时性的几何式增长。正如短视频头部平台——抖音的slogan“记录美好生活”，越来越多的短视频平台用户的持续入场，依靠短视频平台“记录生活”，形成了平台、主流媒体与自媒体“三足鼎立”的内容发布生态，使得碎片化、娱乐化、肤浅性的传播内容大量出现，虽然能在短时间满足用户娱乐和消遣的需要，但对于正处在知识体系形成期和价值观念塑造期的未成年人而言，无法满足其成长需求。

而且，传播的即时性不只是指社会新闻在短视频平台传播的新鲜性保证，更表现为受众使用媒介的能动性以及满足自身需求的目的性。[9]未成年人在接收短视频信息过程中，不仅有通过对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推送的社会新闻以及其感兴趣内容的“被动接受”，还有根据自身需求通过平台检索相关内容满足需求的“主动探寻”。短视频被动与主动的传播过程中所凸显的即时性，极大地加快了未成年人获取信息的速度。长期过度依赖短视频带来的即时满足，会培养未成年人的认知惰性，降低未成年人的成长速度，打乱未成年人的成长节奏，使其停留在“巨婴”状态。

（四）高度互动性：转变社交模式

短视频平台为提高用户粘性，搭建了用户社交生态，在视频观看过程中为用户设置了点赞、评论、分享、私信、关注等互动功能。未成年人不仅可以观看视频，还可以通过抖音设置的“一起看”功能与特定好友共同观看短视频，而且还能在评论区、私信区、粉丝群与观众进行实时互动。为了最大程度地简化互动流程以及承载用户情绪表达，短视频平台还为用户提供了平台专属的表情包，以满足用户多样化互动需求。甚至不用打开功能区，用户只在视频观看界面就能通过长按评论UI一键发送符合自身情绪的表情包，与其他用户或视频创作者进行社交互动。

未成年人相对于成人，日常生活中的社交关系与方式较为简单。出于好奇心和弥补心理，未成年人在使用高度互动性的社交媒体时，更容易陷入对于短视频平台认知、情感以及行为层面的依赖，罹患一种病理性的媒介依存症，导致他们忽视现实生活的人际交往。[10]同时，互联网中不乏匿名状态下的出格、越轨行为，更能满足好奇心，更能吸引注意，更能展示自主性和独特性，更能满足其社交需求，也使得缺乏是非判断能力的未成年人在网上社交互动过程中极易受到不良价值取向的影响。

伪成人（pseudo-adult），即主观年龄比实际成熟度更高的未成年人群体。[11]这一术语通常用来描述未成年人将获得社会认同的意图寄以对成年人的外显模仿，但在心理社会成熟度上却未能达到成人标准[12]，进而展现出认知模式的偏差、行为模式的模仿、价值观念的扭曲的异化现象。国内外学者长期以来持续关注青少年如何形成连贯的自我认知，近些年这个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观年龄和社会心理成熟度两个维度上。

在成长期的未成年人有一个逐渐获得身份主权并迅速构筑自我认知的过程。但随着媒介技术进步与社交媒体普及，原本指导未成年人过渡至成年人的社会规范逐渐式微。短视频媒介强势消弭童年边界，其碎片化信息、视觉化主导、即时化传播以及高度互动的媒介特性，致使未成年人“伪成人”异化现象愈演愈烈。“伪成人”的异化机理主要通过认知模式偏差、行为模式模仿、价值观念误导、算法推荐的茧房四个方面实现。

（一）认知模式的偏差

皮亚杰认为未成年人的认知发展存在连续的阶段性，并将其具体分为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四个阶段。未成年人将按认知发展阶段逐步理解客体永久性，具备守恒概念与思维可逆性，掌握抽象逻辑思维与命题运算，提升符号表达能力，逐渐提升思维的抽象逻辑性、批判性、独立性、创造性，并改善自我中心思维。[13]上述每个阶段中，未成年人的思维方式和理解能力尚有不同，与成人的差异性则更为显著。对于短视频中成人内容的长期接触，会导致未成年人的认知发展阶段混乱，使未成年人的认知模式产生偏差。

首先，浅层认知取代深度思考。由于短视频的碎片化及流媒体呈现方式与娱乐化内容导向，使得未成年人满足于直观感受，流于表面，而不能深入思考。比如，“慢脚文化”中的“水母文化”——女孩躺进水沟扮演“水母”，配上“下辈子做一只水母吧，听说它无心脏”的“青春疼痛文学”文案，就能获得上万点赞，引得众多女孩效仿。但事实上，水沟中细菌含量超标，极易导致其细菌感染而患病。其次，出现早熟或畸形的认知模式。

通过短视频平台，未成年人与成人共享充斥着“暴力、性爱、冲突”的成人内容，过早接触成人范畴的社会文化，因其理解能力有限，导致认知的肤浅性、片面性和极端化。此外，在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的长时间驻留，也挤占着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时间，家庭、学校等教育主体对青少年“正本固元”的影响式微，难以对青少年进行有益引导，导致青少年认知模式的偏差。

（二）行为模式的模仿

模仿是人类的本能。神经科学认为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为模仿提供了生理基础，发展心理学认为婴儿在早期就具备模仿能力。进化心理学认为，模仿有助于个体快速学习生存技能。在精神分析理论体系中，弗洛伊德认为个体潜意识中普遍存在着向比自己地位或成就更高的对象学习的倾向，这种模仿机制源于人类寻求归属感与心理满足的本能。个体通过内化榜样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试图在精神层面与榜样建立联结，从而获得一种身份认同感与心理慰藉。尤其是对于尚处于认知与人格发展阶段的未成年人而言，成人世界所展现的成熟、权威与力量，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磁场，使得成人自然而然成为他们认同与模仿的首要对象。

“慢脚文化”中的“厕所战神”这一亚文化群体的主体多为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他们聚集在校园厕所这一私密空间，拍摄并传播带有成人化特征的短视频内容。镜头前，他们慷慨激昂地诵读充斥着江湖气息的“社会语录”，将成人世界的兄弟情义、财富炫耀与处世哲学当作模仿范本，将成人抽烟这类不良行为当作彰显个性的符号，以夸张的姿势面向镜头来标榜自身的独特性，获取虚拟社交空间中的关注与认可，在盲目追求成人化的过程中，逐渐偏离了童年本应有的纯真质朴。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映照下，这些行为实质是未成年人自我认同机制的扭曲，折射出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身份认同的困惑与迷失。

（三）价值观念的扭曲

20世纪60年代末，电视媒介在美国的社会影响力日益提升，同时社会暴力、犯罪问题严重。在该背景下，美国政府成立“暴力起因与防范委员会”，以探究电视媒介对人的态度、理念以及价值观的影响。美国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认为大众媒介通过对信息的加工处理，形成具有某种倾向性的“象征性现实”（主观现实）。这种主观现实与客观现实有所出入，但却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深刻影响了受众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使得不同社会群体的受众对社会现实产生了趋同的看法。电视媒介通过反复呈现某些内容和形象，就能够培养电视观众对社会的特定认知，这就是传播史上著名的涵化理论。[14]

进入到短视频时代以后，涵化理论发生了自我涵化与双向涵化的嬗变，未成年人更容易受到不良志趣内容所宣扬的价值观念的误导。短视频内容容易引起青少年的模仿，错误的价值观将会对青少年成长产生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比如“慢脚文化”通过对物质享受、消费场景如豪华轿车、潮牌服饰等的大量展示，在未成年人思想中建构出“物质财富与高档消费就是成功与幸福的标志”的主观现实；再比如化着网红妆容、身穿“校服＋丝袜”出镜的女生极具“性暗示”意味拍摄的“擦边视频”获得大量关注，摇身一变成为具有变现能力的网红博主，建构出“无下限博眼球能够快速获得成功”的主观现实。这类由用户提供的不良内容和畸形价值观，以自我涵化与双向涵化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未成年人。

（四）算法气泡的裹挟

在短视频平台上，算法推荐系统以精密的逻辑重塑着信息传播的格局，所有爆款内容都是首先打动了算法，然后才爆火出圈的。算法推荐系统围绕用户特征与视频内容两大维度，通过特征提取、用户画像构建、相似度计算匹配三大步骤完成精准推送。与其他互联网内容传播平台相比，心智尚未发育成熟的未成年人更容易通过短视频平台接触到不良志趣内容。[15]面对计量化的数据标签，未成年人展现出遭受成人内容裹挟的状貌，由此构筑出的用户画像，则加重了同质化不适宜内容对其的裹挟。未成年人在算法气泡中，既是被裹挟的被动方，也是盲目顺从的主动方。

当心智尚不成熟的未成年人置身于算法茧房，其成长就面临巨大挑战。算法基于未成年人有限的浏览行为，持续推送成人方向的猎奇、夸张内容。这些充满感官刺激的视频极易引发冲动模仿。在算法的“信息投喂”下，未成年人拍摄的视频逐渐呈现出风格浮夸、审美扭曲、价值观错位的特征。与此同时，商业逻辑下“流量至上”的运营模式，为低俗化的“慢脚文化”提供了温床。平台刻意放大此类内容的传播权重，借助算法茧房的过滤机制，使其在未成年人群体中迅速扩散。在算法与商业利益的双重裹挟下，未成年人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不断向成人化倾斜，最终异化为失去童真的“伪成人”，折射出数字时代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严峻现实。

“人本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对于人性的思考。现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兴起于20世纪，起源于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潮的反对，强调了人的中心地位，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自由与选择。面对短视频时代下青少年“伪成人”的异化现象，不仅要借助数字技术精细化平台管理与内容分级；还应调整传播策略、内容生产策略，建立集智护苗生态，从短视频内容生产的根部尽可能地为未成年人的“童年守护”创造“无菌环境”。同时，充分发挥家庭与素质教育于“童年守护”的“岗哨功能”。回归“人本主义”，真正提升未成年人的媒介素养，增强其与“菌”共存的能力。

（一）集智护苗共抵隐喻侵袭

在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上，内容生产呈现出去中心化的形态，受众角色及传播方式也因此具有全新特点——受众成为内容生产与传播的积极参与者与创造者，能动地为内容传播而“自我涵化”。[16]这意味着，需谨防短视频独特隐喻性下“慢脚文化”类内容荼毒未成年人精神世界的反面案例的同时，也要认识到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参与式实践在客观上极大地丰富了未成年人的教育资源；在网络技术的加持下，未成年人接受知识文化的传授场域将更为灵活；短视频一反严肃的传统叙事，以一种未成年人更易接受的叙事方式，再加以适当的传播内容管理，对于抵御短视频对未成年人的恶质隐喻侵袭具有重要意义。

短视频媒介的独特隐喻性既是促使未成年人“伪成人”异化的不安因素，同时也具有协助构建“童年守护”的巨大潜力。短视频时代从不缺少以未成年人为受众的优质内容创作者。比如以“不刷题的吴姥姥”为名的同济大学退休教授吴於人，在抖音、快手短视频平台发布大量以传播物理知识为主题的视频内容，以轻松日常的讲授方式深入浅出地为未成年人传授物理知识，引得一众好评；又比如以“无穷小亮的科普日常”为名的《中国国家地理》和《博物》的编辑和内容总监张辰亮，通过幽默诙谐的方式展开严谨专业的生物学知识科普，其干货满满的内容吸引了大批未成年人粉丝。

以上案例都揭示了面对短视频独特隐喻性，也可通过传播策略、传播内容方面的调整，对其本身的“恶质”隐喻进行纠偏。所以，面对短视频的独特隐喻性应该聚合大众智慧，出台“创作者激励计划”，为优质内容创作提供沃土，改善短视频平台内容生态，为“童年”构筑守护屏障，集智护苗。

（二）耕读教育及时补位

从语义传播的角度出发，“田园”作为汉语词汇指代的是农村中用以种植农作物的苑囿、园圃、田地。自古以来，田园被赋予了浓厚诗意与美好意象。如农村主体或者乡野生活中自然、质朴的生活追求与环境氛围，或是农耕文化原生的“传统”意味。陶渊明在其《归园田居?其二》中写到的“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就道出了乡野生活的质朴、宁静与毫无世俗杂念的内心纯净。未成年人追随家长、先生的脚步，在田园中感受自然之美，体味美之本原；在田园中体验田间劳作，领悟良好品质；在田园中了解农业时令，锻炼学习能力；在田园中开展社会实践，提升实践能力。可以说，田园自古以来就是承载未成年人童年的主要场域。

在城市化浪潮和数字化时代，短视频媒介凭借其独特隐喻性稀释了传统家校教育的田园气息。面对耕读文化的式微，中央一号文件近年来持续将“耕读教育”纳入政策框架，使其从传统教育理念升级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耕读教育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一种特色教育方式，是弘扬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化的重要抓手。[17]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强调将耕读教育融入乡村中小学实践教育，开设“行走的农耕思政课”，通过农作物种植、非遗手工艺等课程培养学生乡土情怀。以政策支持实现“校地联动”“家校融合”，持续推动家校主体的补位，使未成年人教育回归更为质朴、纯净的田园，以对抗诸如“慢脚文化”所传达的畸形审美与畸形价值观。

（三）媒介素养补齐推进

在短视频时代，短视频依据其隐喻性破开了纸媒时代成年人对于媒介话语解码的垄断，任由互联网的“针头”在自己信息接收的“血管”中输送多元信息。因此，充斥着暴力、性爱、冲突等来自成人世界的“菌”加大了破开未成年人的“壁”，进而对其产生不良影响的可能性，因此信息技术被冠以“有罪论”。但不论是短视频时代，还是纸媒时代，抑或人类存在的任何时期，荼毒未成年人的“菌”都将永久存在。完全靠媒介自律、行业自律等灭“菌”行为，难以为未成年人构筑起“童年守护”。与其为未成年人打造“无菌环境”，不如培养未成年人的理性判断和批判性思维，实现其媒介素养的补齐推进。

为此，建议在学校教育中开设有关媒介素养的相关课程，系统地向学生传授媒介知识，包括短视频等各种媒介的发展历程、特点、传播规律等内容，令广大未成年人厘清媒介功能及其发展脉络，形成对短视频更为客观、清晰的认知。同时，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其他课程当中，比如在语文、信息技术、思想品德以及美术等学科当中，通过对优质作品的赏析发现关于世界的“真善美”，杜绝“流量为王”的商业逻辑与“信息茧房”的算法逻辑下，短视频时代博取眼球流量的糟粕，并在课程学习中审慎衡量其利弊好坏。

另外，应积极开展相关实践活动，组织青少年积极参与短视频创作的实践中，从而能够亲身体验从策划、拍摄到剪辑等一系列短视频制作环节，深刻理解短视频内容创作背后应承载的良好意义。在家庭教育中，监护人应深刻理解“父母媒介干预（Parental Mediation）”理念，发挥其限制性干预（restrictive mediation）、积极干预（active mediation）以及共同使用（co-use）三功能，实现监护人以身作则、引导与监督并重的家庭媒介素养教育。[18]真正实现未成年人媒介素养的补齐推进，使广大未成年人与“菌”共存，杜绝短视频的“恶质”隐喻，抵制“伪成人”异化现象。

（四）平台精细管理与内容分级

2024年1月1日起实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设立了网络信息内容规范专章，进一步明确了互联网平台的法定内容管理义务。为此，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必须高度关注未成年人成长。在防沉迷举措方面，大部分平台都采取了有效措施，有的还推出亲子守护平台、使用管理助手等工具，家长可以通过关联孩子的账号，对孩子的使用时间、观看内容等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现有关于青少年保护的平台管理举措，仍未触达短视频导致“伪成人”异化的痛点。平台管理在现实需求下，仍未全方位地实现未成年人“童年”保护机制的构筑。在此背景下，平台管理与内容分级应再精细化。

平台管理方面，应严格遵循用户认证机制。不仅要对未成年人群体年龄认证，面对可能存在的虚报个人信息注册的乱象问题，建议平台开设“视频锁”，通过人脸识别等技术验证用户个人身份，从而实现成人与未成年人的区分。除了年龄验证，还可为不同身份的用户（如教师、家长、普通成年人、青少年等）添加相应标识，以便后续在内容推送、互动管理等环节能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异化策略，保障青少年接触到的都是符合其身心发展阶段的内容。

此外，平台内容审核也是对于青少年平台保护的重要举措，通过对审核队伍的专业化招募与培训，实现对各个类目短视频的精准审核，确保对成人化内容的筛选与监督。还要完善内容举报机制，单独设立“举报”相关的UI，与“点赞”“评论”“转发”等UI并列，尽力缩短举报流程，畅通反馈渠道。使举报反馈“主动出击”与“被动受理”双向并行，相辅相成。

总之，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事关国家民族兴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注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对其成人成才寄予殷切期望。2024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之江小学的学生——“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材。”[19]面对短视频媒介的恶质隐喻和“慢脚文化”等不良志趣内容，必须构筑相应的“童年守护”机制，这就是本文探求未成年人“伪成人”异化现象及纠偏机制的前提和目的。

参考文献：

[1]李燕京.《网游之后，未成年人又对短视频“上头”了？》[N].中国消费者报，2024-01-31（4）.

[2]Dadi A F， Dachew B A， Tessema G A.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A growing concern for adolescent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a digital era[J]. Journal of global health， 2024， 14： 03034.

[3]Bailin A， Milanaik R， Adesman A. Health implications of new age technologies for adolescents：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J]. Current opinion in pediatrics， 2014， 26（5）： 605-619.

[4][美]波兹曼.童年的消逝[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3.

[5][美]波兹曼.娱乐至死[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5.

[6]Sweller J. Cognitive load during problem solving： Effects on learning[J]. Cognitive science， 1988， 12（2）： 257-285.

[7]Susan Sontag.On Photography[M].Farrar， Straus and Giroux，1977：15-16.

[8]姚文苑，胡翼青.“外观”抑或“背景”：再谈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论”——媒介环境学经典理论重访之一[J].新闻记者，2023，（02）.

[9]王随芳，方慧.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下新媒体视频传播中的体育迷需求研究[J].新闻爱好者，2022，（06）.

[10]李沅倚.新媒介依存症：从“电视人”到“网络人”、“手机人”[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4）.

[11]Benson J E， Elder Jr G H. Young adult identities and their pathways： a developmental and life course model[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1， 47（6）： 1646.

[12]Greenberger E， Steinberg L. When teenagers work：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costs of adolescent employment[M]. Basic Books， 1986：58.

[13][瑞士]让·皮亚杰.儿童心理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 68-112.

[14]蔡立媛.网络行为的变异：“儿童成人化”与“成人儿童化”——以“涵化理论”为分析框架[J].电视研究，2015，（12）.

[15]彭桂兵，胡钊涵.发现与处置：短视频平台在未成年人保护中对内容传播的管理义务[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5（10）.

[16]刘娜，周文豪.理论旅行与地方知识生产：从“文本盗猎”到中国的参与式文化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6（08）.

[17]卢会翔，刘义兵.守正与创新：耕读教育的历史演进与回归[J].教育学术月刊，2023，（05）.

[18]孙亚娟，梁华.数字时代的童年危机与守护[J].当代教育科学，2022，（10）.

[19]四川日报全媒体评论员.《感恩奋进争当强国复兴栋梁之材》[N].四川日报，2024-06-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