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就已经用火器打仗，为何清朝还多用冷兵器作战？实际有深意

清朝到鸦片战争那会儿，军队上了战场却靠着弓箭马刀，被英军的新式火器远远压着打，先手优势完全在对面。海上的炮火、陆上的燧发枪，全都比清军现有装备更远更快更准，结果就是清军一边冲一边被打散，很多人连还手机会都没有。

这种差距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讲到武器，外军的燧发枪能打到两百米上下，舰上的大炮一分钟能连发好几发；我们那边，弓箭射程就不到一百米，地面上还在用的红衣大炮装一次慢得像是老式手艺活，鸟铳一次装弹得走十几步，实战节奏根本跟不上。训练上也都不同路数，清军日常练的是骑射，绿营兵顶多学会把火药装进管子里、开个火门那几步，没人系统练过分段配合、协同压制的打法。久而久之，就成了越不用越不会，用得少、投入又少，火器技术自然停滞不前。

再往前拉一拉历史线，可以看到制度和眼界一起把问题放大。乾隆、嘉庆那会儿，外面的世界正在变，欧洲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更标准化、射速更快、维护更方便的火炮和枪械。后装的燧发枪、格里博瓦尔那套炮兵体系在西方已经开始流行，零件可互换、射程和射速都有明显提升。可清廷对外开放有限，口岸少，官方对这些新玩意的关注并不多。哪怕有些人把新式枪炮带回来了，朝廷里常常当作奇物摆放，不去深入研究仿制或大规模推广。

清朝内部的政策也不是在帮忙。军器制造被牢牢摁在军器局手里，民间自造火器被明令禁止。江南那些手艺人本来有点子，做出过连珠铳这样的改进型武器，本来有发展潜力，结果工匠被治罪、流放，这门手艺就被扼住了。比较一下产量，康熙年间鸟铳年产还能三千多杆，到雍正朝竟降到不到一千。雍正还规定八旗子弟天天练骑射，不达标就受罚，这政策把骑射撑上了天，火器反而被压到一边。

质量问题也没少。很多储存在营房的鸟铳一放就是年头，生锈、火门堵了，射程缩水到连五十米都不到。新铸的红夷大炮铸造工艺不稳，有裂缝，开炮一不小心就炸膛，乾隆中期就有“一炮炸伤多人”的事故发生，士兵一看这种东西就心里发怵。产量少，养护也不到位，真打起来自然不顶事。

把目光挪得更远一点，会发现清朝并不是一开始就抗拒火器。后金起家时，面对明军的神机营和红衣大炮也吃过亏。后来他们会招降明朝的工匠和兵，将红衣大炮仿造出来，皇太极时代组建了自己的火器部队，叫“乌真超哈”。入关后，火器在攻城里确实发挥过作用，一些城门就是靠炮火打下的。但那更多是战时的应急手段，不是长期系统化发展的一条路线。

要讲火器在中原的发展脉络，还得回到明朝。明代从建国就把军械放进制度里，有军器局、兵仗局，瓦口铳、手铳这些火器早就出现。永乐年间建立了神机营，作战时常用“前面火器压制、后面骑兵冲击”的组合战法，多次牵制住北方骑兵。嘉靖以后，葡萄牙人带来的佛郎机炮被仿制入军，蓟州一带就安了不少门；到万历援朝那回，荷兰传来的红夷大炮在攻城和海战中都有明显效果，几次救了局面。单兵火器上，明代工匠把倭寇的铁炮改造成鸟铳，射程有一百米左右，比传统弓箭更准，万历年间边军里差不多有三成士兵配备鸟铳。像徐光启这样的学者也研究西方火器技术，写了相关著作，民间和朝廷里多少有点交互改良的动作。总的迹象是，明朝时期火器是“用着改着来”那种态势，技术还有生命力。

那为什么满清最后又把刀枪马刀当成主力？文化和现实两头夹击。满族从关外起家，本来靠骑射吃饭，入关后把骑射当作八旗的根本，把这事摆在政治身份上，不能丢。朝廷的态度是，火器可以用，但不能替代骑射。现实环境也支持这种偏好：很多早期战事发生在草原、山地，骑兵机动性强、冷兵器冲击有效；火炮体积大，鸟铳装填慢，在这些地方并不见得更靠谱。再有就是政策选择，雍正、乾隆两朝对火器的投入没摆上日程，乾隆平定西北后更觉得“天下已定”，花劲儿去搞那些新机器的必要性就更低了。

这些原因一环套一环，积累成大问题。到了19世纪中叶，真正碰到以近代火力为核心的对手时，这些年头里没弄起来的研发、没留住的手艺、没训练出的战法，全都显现成一个个短板。鸦片战争那回，英军的舰炮和远射步枪，把还停留在旧式训练和旧式装备上的军队一次性撕开了口子。战场上，炮声打得密集，步枪一阵排成的火力带就能把冲锋的队形打散，岸上的士兵还没摸清对方的节奏就被打散，很多人连回过神的机会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