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晓时刻的娜拉之声 | 张莉《开启她世纪：女学生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新书上市

“当男作家讨论娜拉怎样出走时，她们用作品建造了娜拉的行动。”

她们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女作家；是第一批剪短发、上大学、自由恋爱的“叛逆女孩”；是勇于用“我”说话、勇于发表对社会的看法、勇于表达爱情、勇于内心审视，也勇于向传统发出挑战的新青年；是一百年前中国女性中的“远行人”，是现代女性写作的“持微火者”，是破开岩石的坚韧种子。

文学不仅仅只是文学，女性文学也不是孤立的，它与女性解放史、女性教育史，新媒体传播、甚至与整个社会之于女性的想象都密切相关。学者张莉重返一百年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写作的发生现场，重现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日常生活，还原具有“现代精神”的女性文本如何生成的历史——一百年前的女性如何挣脱枷锁？今天，她们仍在回答我们的困境。

以下是《开启她世纪：女学生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节选。

现代女性写作者的产生

把妇女们从家内“解放”到学校，就能产生真正的现代女性吗？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便没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真正意义上的完成。需要辨析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不缠足”“兴女学”运动与“五四”时期的女性运动有本质区别。康有为、梁启超号召女性放足进入学校，是为了培养健康的国民。他们看重的是女性的生产功能。换句话说，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们看重的是女性的生产力，其实质就是“妇女的生物性再生产（生育）被等同为民族的生物性再生产（繁殖）”，即健康的女性生育健康的国民，有学识的女学生将成为他日的贤妻良母。

新文化运动也号召妇女们从家庭中逃离，但看重的是对于个人自由意志的尊重。新文化运动对“妇女是人——有着独立自由意志的人”的认识，对于女性运动发展至关重要。这无异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对于妇女的发现，即发现她们的人格。

为数众多的学者都发现了晚清民初以来中国女性身上发生的从外表到精神的一系列令人吃惊的变化。这真是一场有关女性身体的改造运动。在当时，这个运动常以“母亲”与“女儿”的对比方式比喻。“母亲”，她们裹着小脚，梳着传统的发式，穿着长衫，目不识丁；而“女儿”们，脚是天足，发是短发，衣服的式样也开始变短，以利于运动，她们上新式学堂，敢于公开演讲，也有作品在杂志上发表。与此相应的是精神气质的变化：“母亲”的脸上的胆怯害羞被“女儿”脸上的活泼大方所替代。知识分子们以“旧女性”和“新女性”命名“母”与“女”，也暗示了新一代女性的出现。与旧女性迥异的人生观、价值观使这些新女性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才女。现代女作家们无一例外的“新女性”身份，为新文学的写作者都来自新的女性阶层这一论断提供了佐证。

对现代女性写作发生的探源将使我们意识到，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成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并不必然产生现代的女性写作。女性文学、女性写作有其自身的源头和轨迹。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她们的文字——“浮出历史地表”后的文学作品的确值得书写和铭记，同样，她们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情状——既丰富又模糊、既隐秘又诱人的空白之页，也值得记忆与关注。

冰心

有必要借用伍尔夫的句式来讲述现代女性写作者的发生史：现代女性写作者的诞生，要感谢两场战争，一场是把妇女们从家内解放到家外的“贤妻良母”的战争，另一场则是在“五四”时代的“超贤妻良母”运动，它为妇女们的解放提出了“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的目标。如果说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只是为女性写作提供了客观条件的话，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则为现代女性写作提供了创作者——一批具有现代主体意识的女性。她们是勇于用“我”说话、勇于发表对社会的看法、勇于表达爱情、勇于内心审视，也勇于向传统发出挑战的新青年，是与男性青年并列走在时代潮头的女性青年。

如果把中国现代文学理解为“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女性写作史不只是女性文学史，它还是现代女作者出现的历史，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女性文本如何生成的历史。

现代女性作家的轨迹——逃离家庭、接受新文化教育、自由选择婚姻、自由写作，既是庐隐、冯沅君、白薇的生命经历，也是丁玲、萧红等人的人生体验。人的意识和女性意识的苏醒使她们参与现代文学的书写，并且，她们开创出现代女性写作传统的事实表明，“五四”运动之于女性文学的贡献之一，在于它为现代女性写作培养了一批有着独立意识的写作者。

这样的证明牵涉到以往人们对“五四”的理解。在诸多女性文学研究者看来，“五四”时代“女性文学之所以特别易于被主导话语同化或者取代”，是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仅以人本身为目的的运动，‘五四’运动、妇女运动都是以民族问题为前提”。

陈晓兰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仅用西方理论和西方的眼光、标准评价中国的妇女和妇女文学，则会走向死胡同，至少会走向简单化、僵化，沦为仅仅成为学术界妇女精英自得其乐的文字游戏而无助于中国妇女的现实。”但是，她提出来的论据却令人遗憾，在她看来，“五四时代，提倡妇女学文化是为了提高种族的素质，与男性进行交流。提倡妇女解放，把女人当人看，是以对弱国子民的反思和强国强种为目的的”。

论据依据的并不是历史事实，以“强国强种为目的”的妇女运动出现在晚清及民初，而在个人主义彰显的“五四”时代，妇女是被当作人而非当作贤妻良母“解放”。那种以“强国强种为目的”的解放，恰恰正是“五四”知识分子们所严厉批判的。如果妇女不是妻子、母亲，她本身有自己存在的意义吗？在“五四”时代，无论是鲁迅、胡适、周作人，还是叶圣陶、李大钊都使用了肯定句式。叶圣陶的《女子人格问题》就是直接针对把妇女当作“物”而非“人”的现象进行批判的，而胡适在《美国的妇女》中提出的“超贤妻良母”主义，实际上也是对于妇女本身有其生命意义和价值这一命题的肯定回答。

在中国，还没有哪个时代能像“五四”那样关注“妇女”的生存境遇，尽管当时并没有出现如西方妇女史上杰出的妇女运动领袖，但是男性知识分子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及认识深度，却并不像女性主义研究者所笼统批评的。

“学堂知己觅知音”

“学堂知己觅知音”是晚清人的说法，显现了他们对于“男女同学”的一个向往。但是，颇为吊诡的是，在1919年的男女同校争论中，支持男女同校的人当中，都反对男女同校会产生恋爱事实的说法，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对“人”及“教育”的不信任。因而，尽管男女同校和社交公开在晚清时被想象成自由恋爱的开始，但在“五四”讨论男女同校时，被策略地绕开了。那么，由男女同校引发的男女交际的公开，会不会引发恋爱呢？在学校，“他”和“她”将可以共同讨论科学或者功课，他们可以一起去旅行、看电影、去喝茶、去游公园……有了这男女间日益密切的交往和沟通，擦出爱的火花在所难免。

有了男女同校三年的实践后，杂志上开始讨论社交与恋爱之间的关系，并且对青年学生进行引导。大约在1923年，《学生杂志》在妇女问题的专号上，有作者开始面对男女同校后如何恋爱的现实。这时候讨论这个话题，显然也冷静了许多。一位作者引述了别人的话，并深为同意：“‘我们提倡社交，并不是以寻求恋爱的对手为最终目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们找著了对手，仍旧要继续社交的。但在他方面，我又承认恋爱的成功，全赖乎社交——社交果然不必为恋爱，而要成功恋爱一定要社交。”

回过头来看三年前发生的男女同校及社交公开事件，高尔松在《社交公开与恋爱问题》中，颇为感慨地认为，本来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在礼教大防的中国，却成了问题。高介绍了当时青年们对于社交的误解，有些青年认为异性之间一有了交往，就会牵连到恋爱问题。但是，事实上呢？

社交公开是一件事，恋爱是一件事。由社交公开之中而于无意间得达到恋爱，这果然是可以的，但如果视社交公开为得到恋爱的唯一手段，如果戴上了一副“求偶”的眼镜去和异性交接，那就大大不可以了。……社交公开的唯一使命是在增进异性间的友谊。可是求偶式的社交公开，简直不过是一种兽性冲动的表现。而今日男女间的社交公开，其意义不过如此。

在文章中，他介绍了社交公开时代男女青年们的遭遇。一位男学生爱上了女学生，不管女学生同意不同意，都威胁她不准跟其他男人交往。这个可怜的女学生只好一直独身。而另外一个女学生，则对自己的未婚夫看管得很紧，不允许他跟其他女子交往，最终直至恋爱关系破裂。作者认为青年学生在社交公开的时代应该把男女社交看作是件自然而然、有意义的一件事，要以诚正而恳切的态度对待，尊重对方人格，不能把普通的男女交往解读成恋爱关系。

庐隐，作为男女公开交际风潮的见证人，在小说《新的遮拦》中，把男女之间的“大防”比喻为“遮拦”。打破遮拦后，女主人公瑯珠女士去参加会议时，有青年会为她让座位，请她先走。于是会场里的女子，一天天多起来，青年们也觉得集会没有女子，总像少些点缀，所以也极力招致女会员。不到两年的工夫，从前永不相见的青年男女，在公开的地方并着肩走，现在却到处都可以看见了。但是，和一位青年的谈话，改变了瑯珠的乐观态度。

他们正谈着，忽见对面走来两个青年男女，他们便停住话头，直到那两个人走得很远了，那青年忽然作出很鄙夷的样子冷笑道：“你知道适才过去的那个女子是谁吗？”瑯珠摇头不答。那青年又接着说道：“那是一个最时髦的女学生，最喜欢出风头……我们送她一个极恰当的绰号——女政客——她的朋友至少在两打以上，要是我绝不和这种人来往。”

青年对女学生的评价，使瑯珠“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立刻感到前途的黑暗，那遮拦外的一切光辉，不过是她梦里的乐园……”小说发表于1923年，正是男女交际公开的两三年后。尽管把文学文本认同为社会现实是危险的，但生活在1923年，尤其是男女交际公开的亲历者，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将意识到这小说的“所指”。作为小说家，为了深刻表达在男女交往时遇到的困境，庐隐选择了隐喻的方式。这是男女交际公开初期，一位出入公众场合、热心社会活动的女学生所可能遇到的险恶处境。青年，那些在会场上对女子们有礼貌、表达尊重之情的男性在背后也对女学生进行诋毁，这是黑暗的、有关性别的、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的束缚。女作家庐隐，以其正在苏醒的性别之眼，为20世纪20年代女学生们的生存际遇进行了一次愤怒、沉痛的“深描”。

爱国运动中的女学生

这是当年北京女子师范的建筑布局：“从大门到女生宿舍，有四道门，中间是一条长阔的过道。大门是两扇大铁门，向来不走人，女学生们都从旁边的小门出入，会客室即在小门的旁边。第二道门的楼上和楼下，是男教职员的办公室。第三道门是女学生的教室，门的左右和楼上共有八个教室。第四道门，也就是整个建筑的深处，是女学监的办公室和她们的寝室。学监的办公室的楼下和四周，是女学生的寝室，寝室的楼下是女学生自修室。”

这种布局显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监督女学生的起居日常，也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女学生不能随意出门。这所位于北京市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的女子师范学校，于1917年添设了教育、国文专修科。到了1919年，它改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成为当时中国第一所自办的女子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女作家冯沅君、庐隐、苏雪林等，都来到这里读书。这是一所有着严格校规校纪的女校。女学生都住校，星期六下午家长持接回通知簿盖章来接，星期一早晨，学生持家长盖章的返校通知簿到校，交给学监，女学生才可以进入教室上课。晚上，学监要查自修、查寝室；白天查教室，查制服、查发髻。几十年后，女高师毕业生程俊英认为“五四”以前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名为女高等学府，实同监狱”。1919年5月4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由于受到学校和家长的阻挠，没有能够参加示威游行。在校长方还看来，学生上街游行是“不守本分”，女学生上街游行，更是“伤风败俗”“大逆不道”。

“五四”运动的热风还是吹了进来。1919年6月2日、3日，全市高等学校的学生都到街头宣传讲演，石驸马大街北京女高师的铁门再也不能关闭了。女学生们听到北京学生因在街头宣传讲演被捕了一两千人的消息后，开会商讨，决定上街游行、请愿。6月4日清晨，女学生们准备出发，却发现校门用大铁锁锁上了。她们跑到后门，但后门也上了锁。一位叫钱丞的学生，把这个旧式木板门的门轴托出原位，门终于被打开。冲破铁门封锁的女学生们，排成队伍向总统府请愿。尽管西长安街上布置了很多军警，她们还是沿途讲演，并去总统府请了愿。下午，女高师和附属女子中学的代表，各用手巾提了几千枚铜圆，这些铜圆合计四五十元以上，铜圆是临时捐集的，没有来得及换成银圆。她们把钱送到北大法科的临时监狱，接济被捕的男同学。作为北京女子学校之首，女高师学生们冲出校门结队游行，参加政治斗争的影响力深远。这被认为是女学生开始走入公众视野，参与爱国运动的开始。

在这个游行队伍中，冯沅君是其中一员。冯的同学程俊英回忆说，第一次看到冯沅君时，她注意到冯那“裹了的小脚”以及“乡下”式的穿着：红色的头绳，长长的到脚的辫子，深蓝色的衫子。当然，冯沅君留给同学的印象还包括爱好古典诗歌、喜欢李清照。程俊英分析说，冯沅君喜欢李清照，是因为这位宋代的女词人不仅有着深厚的诗词造诣，而且有位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赵明诚。程猜想说，冯在幼年时代就订了婚，但本人却极不情愿，所以李清照的婚姻是冯沅君所向往的情感方式。女高师的学习经历及“五四”运动的影响，改变了这位来自河南的姑娘。沅君成为学生活动的热衷参与者：参与女高师的“驱方运动”，并且是“驱方宣言”的起草者；参与《孔雀东南飞》演出，扮演焦母；还参加了杜威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当然，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她成功退掉了幼时订下的婚约，恢复了“自由身”。

贝满中斋主楼

目录

上编 现代女性写作者的出现

第一章 女学生：民族国家视域下的新女性想象

一、发现妇女

二、作为生产力的妇女

三、“妇女解放”：一个问题的两种看法

四、女子教育三十年

第二章 强健身体，活泼精神——女学堂：改造妇女的场（1898—1918）

一、学堂里的放足运动

二、修身

三、课余生活

四、必要的注解：融入或抵抗

第三章 叛逆、独立、浪漫的青年一代——“五四”：对妇女问题的再认识（1919—1925）

一、妇女人格问题讨论

二、剪发运动

三、爱情自由

四、男女同校与社交公开

五、“五四”时代的女大学生

六、对现代女性教育的反思

第四章 从女学生到女作家

一、林译小说的爱读者

二、阅读塑造新女性

三、国文教师

四、热爱文艺的女学生

五、新文学期刊的大力扶持

下编 现代女性写作风格的初步形成

第五章 女学生形象：一种自我书写与建构

一、晚清小说中的女学生形象

二、女学生笔下的新女性们

三、女学生：女人的青春岁月

第六章 女性知识分子视角的初步形成

一、社会人的自觉

二、“我们女人”

三、发现儿童

第七章 第一人称与女性写作

一、作为旁观者的第一人称

二、日记、书信体形式的采用

三、自白式写作

第八章 被阐释的经典——第一代女作家作品阅读史

一、“冰心女士”的接受史（1919—1949）

二、结集

三、批评家眼中的女作家

四、进入新文学大系

【相关作品】

书名：开启她世纪：女学生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

作者：张莉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0月

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发生史的研究论著。 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代女大学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代女作家，是本书关注的对象。回到一百多年前的文学现场，结合社会史、教育史、妇女史等背景，本书重现了中国最早一批现代女作家走出闺房、走进学堂、走进社会、开始文学创作的过程。从源头进行的发生学研究，是女性文学研究的新尝试。

本书研究的既是中国现代女性写作者身份的发生史，也是中国现代女性写作传统的生成史。这是源头：百年现代女性文学的历史帷幕由此郑重拉开。

【作者简介】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第五届最受研究生欢迎十佳教师，“持微火者·女性文学好书榜”主办人。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小说风景》《持微火者》等。主编“百年文学中的北京”、《飞鸟与地下：2024年短篇小说20家》、《无穷的彼处：2024年当代散文20家》、《平静的海：2024年中国女性小说选》、《有情：2024年中国女性散文选》等。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

编辑：王若凡

胡冰雪

二审：樊金凤

三审：胡晓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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