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十年中廖沫沙自白

(二)对运动的看法

我国十年运动，在人类历史上，规模这样广阔，直接卷入运 动高潮的人群达到7、8亿人之多(不是指波及的人数，那数量还要更大)，这是史无前例的，虽不能说绝后，至少也是空前。而马克思、列宁说过:一个革命运动的成熟和深入的条件，是看直接卷入运动的群众人数是多少(我不能用原话，太长)。但是他们那时所能想象的，至多也不过是西欧国家几百万、上干万人的群众规模，哪能想象到几亿人口去呢?在世界运动的历史上，的确是罕见的。

我去年读到列宁的著作，读到他在1923年写的最后几文章，发现他也多次提到“文 革 ”这个名词。细看他所提出的“文 革 ”的内容和意义，再参照他在其它许多著作(如《伟大的创举》、《共青团的任务》等等)中的有关论述，我认为列宁所提的“文 革 ”，同我国当前的 十年 的内容和意义，不能说完全一致，我在这里无法把列宁有关的论述排列出来，同我国的十年 运动的实际加以对比。这是因为历史时代、社会条件、革命任务都不相同的缘故。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我国的 十年 是我国历史的必然发展。

而这个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导火点或着火点，竟然落在对“三家村”的评判上，这却是历史的偶然(当然从“三家村”的三个人本身来说，这还是必然的结局)，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得以作为批判(点火)的对象，躬逢这一伟大的历史盛举，虽然吃苦不小，却也足以引为“荣幸”而自得其乐。

这当然是些狂妄的想法，未免有点阿Q精神。但这种想法也可以说明，我在读了一些马列和教员著作之后，对这场 十年 的意义是有所领悟的。虽然我自己成了历史的反面人物，虽说很不幸，但这只是我个人的小事，无关大局;个人事小，全局事大，牺牲这区区个人，而有利于全局，有利于革命，有利于党和人民，有利于共产主义事业，我又何乐而不为?

(三)不怕遗臭万年么?

你成了历史的反面人物，就不怕遗臭万年么?这问题我确实想到过，而且想得很痛切。但是读了一些马列的书和教员的书以后，终于想通了，并且消释了这个痛苦。如果要说明这个消释过程，说来太长，总之我对马列主义和教员的思想，细读了他们的一些著作以后，我建立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就是这个信心使我的痛苦涣然冰释。

使我对教员的思想建立信心的，是教员在《学习和时局》中的第一节第一段,“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那一全段的话，在此我不必引述。对马克思主义建立信心的，有一段话和一件事实。那段话我想谁也不会注意到，恐怕在这次运动中犯错误的人也不易注意或即使读到也不会思索到。我觉得这段话十分重要、十分深刻、十分伟大，对人们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有极其重大的启发。所以我想抄引在这里，用以证明我的思考过程的根据何在。这段话出自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首: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马克思这里讲的是资本家和地主，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敌人，是讲敌对的阶级，而不是讲党内、无产阶级内和人民的内部。用来比喻人民、无产阶级和党内关系的问题是不恰当的。

但也正是如此，我看到马克思对阶级和个人是怎样区别的，他把经济形态的发展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必然产物同个人的责任区别得这样清清楚楚。那么对敌对阶级尚且如此加以区别，对党内、阶级内、人民内，不是直接的经济形态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又当如何呢?意识形态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产物。不论是正确的思想或错误的，反动的思想，都不能归之于某一个人，要求某一个人负责任。这也正是教员在《学习和时局》中所讲过的对历史问题、思想错误和个人责任应加以区别的思想。

马克思对待犯错误(极严重错误)的同志的宽大事实，见于1856年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封信，我不抄了，原信在《马恩选集》第4卷333页。那人是冒险主义路线的头子之一，叫沙佩尔。他不仅政治路线错误，而且对马克思和追随马克思的同志有极恶劣的行为。我看到过马克思夫人的一封通信，说沙佩尔领导的那些“大老粗”，竟把亲近马克思的两个同志打得满身鲜血，就是这样一个家伙，当他稍有转变，稍有悔悟，马克思立即宽恕他，同他见面交谈。我看到这些通讯，感动极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和教员思想的信心，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两个右派分子)的态度，在《列宁回忆录》中可以看到，我不多叙了。

这里我本来还写了一段我同吴晗在运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1967年夏秋)，我对斗争的乐观表现(当时写了《嘲吴晗并自嘲》的诗)。抄写这个清稿时，一看字数已多，只好割弃。言归正传，说到本题上来:“三家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