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让孩子变好的那条路， 检察官对两名行窃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

偷了2万元，到案前就归还了1.7万元——这样的案子在很多法律人士听来，绝对是“小儿科”。但是，对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干警而言，尤其是当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两名未成年人时，也许就要付出更多的心血。

“你觉得自己还会再犯吗？”

听到这个问题，李红（化名）很茫然，“我不知道，我太笨了，赚不到钱……”

这个答案，让海淀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吴宜远的心，像被突然揪了起来，疼了一下。

李红和她的“男友”宁帅（化名），都生长在山区，他们的母亲都在孩子小的时候离开了家庭，宁帅丧父，李红的父亲常年在山里工作，父女关系也很疏远。不满18岁的二人去年结伴来京务工，钱没了，宁帅就怂恿李红用手机转账，偷了熟人2万余元。被害人报案后，二人归还了大部分钱款，获得谅解，但仍面临刑事犯罪指控。

吴宜远在接触李红和宁帅过程中，感到二人本性不坏，李红欠缺生活技能，是非观模糊，对于未来“不知所措”；宁帅在交流时虽然表现得比较机灵，但实则内心封闭，且对金钱有着强烈的渴望。社会调查报告显示：二人的再犯风险均为中偏高。

李红和宁帅被逮捕后，办案组希望为二人找到更多的帮教资源，却处处碰壁——孩子的亲属要么联系不上，要么不愿意负责——如果没有家庭支持，孩子的帮教难上加难。

在审查起诉阶段，吴宜远终于联系上了宁帅的大表姐，但她对吴宜远的来电很抗拒，表示不认识宁帅。“你的弟弟其实很孤僻，但他能完整记得你的电话，第一反应就是找你，说明他把你当作最亲近的家人，希望你给我3分钟的时间，我和你说一下他的情况……”吴宜远的真诚打动了对方，“我要和我妹妹商量商量，她是我们家的明白人。”

几天后，吴宜远等来了二表姐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哭着说：“我只是他的表姐，他16岁，我也很年轻，工作才稳定，刚刚有了家庭……”吴宜远倾听着二表姐的委屈和难处，“我能听出来你是愿意帮助弟弟的，但担心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请你相信，我们司法机关一定会尽全力监督帮教，但孩子如果没有家庭支持，变好的路就太难走了……”

几番沟通下来，二表姐告诉吴宜远，家人希望宁帅回原籍，这样方便监管。

同时，吴宜远几经周折终于联系到了李红的父亲。“她一直怨我害她没了妈。虽然我真的没有更多的能力，但肯定要管她，让她回家吧，回家吧……”吴宜远听出来，李红的父亲木讷内向、不善交流，但能有这个态度，让她心里多少有了个底。

当再次见面时，吴宜远把附条件不起诉的意思解释给了两个孩子，同时把家人的情况和嘱托带给了他们。

“我愿意接受监督。”李红的回答依然淳朴，却多了几分坚定。宁帅的态度也有了很大变化，他不再抖机灵，沉默了很久，眼眶渐渐湿润，“我很愧疚，我不应该利用女朋友，没有我，她不会进来。”

看到孩子的变化，办案组最终一致同意“冒险”——对二人附条件不起诉。“条件”就是设置为期六个月的帮教考察期，二人只有遵守帮教规定、不再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才能最终获得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意味着给二人一个机会，办案组同时也要面临帮教不成功的风险。

再次提讯时，二人都在附条件不起诉征询意见书上写下“同意”，并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放了”不代表“结案”，后续的困难依然不少：没有钱，孩子怎么回家？返乡后，二人如果在原籍遇到困难，谁能帮忙……

为此，吴宜远按流程申请了小额救助金协助二人购买必备物资，协调市铁路运输检察院确保二人返程安全，同时与二人户籍地检察院取得联系，希望同步开展异地帮教工作。户籍地检察院回复：应当管、愿意管。

返乡后的宁帅和李红还是遇到了麻烦——找不到工作，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又被人顶替了，和家人有了争执……二人把这些苦恼和困难都写进了一封封给检察官的“思想汇报”里，吴宜远安慰着、鼓励着、帮助着……

渐渐地，来信内容有了变化。

“我在一家服装店卖衣服，老板夸我了……”李红开始描述自己工作的细节，小姑娘明显开朗起来。

“我觉得很对不起爷爷”“我现在在西安上班，一路走来，少不了检察官和社工的帮助”“2025年的目标是存住钱、考驾照，希望带爷爷去一次北京”……宁帅的文字也日益多了温情、感恩与担当。

今年1月，宁帅和李红用打工所得退赔了被害人剩余钱款，且顺利通过检察机关考察，被不起诉。

从事未检工作10年，吴宜远曾被评为北京市检察系统未成年人检察专业骨干，参与办理过“未成年人禁烟保护公益诉讼案”等多起精品案、优秀案，但更多的是像宁帅和李红这样的“小案”。

“我希望在每个案件中，都能找到让孩子变好的那条路。”吴宜远说，虽然宁帅和李红的结果远远称不上完美，但至少让他们有了变好的可能和希望！

记者：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