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让孩子变好的那条路, 检察官对两名行窃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
发布时间:2025-06-05 18:54 浏览量:1
偷了2万元,到案前就归还了1.7万元——这样的案子在很多法律人士听来,绝对是“小儿科”。但是,对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干警而言,尤其是当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两名未成年人时,也许就要付出更多的心血。
“你觉得自己还会再犯吗?”
听到这个问题,李红(化名)很茫然,“我不知道,我太笨了,赚不到钱……”
这个答案,让海淀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吴宜远的心,像被突然揪了起来,疼了一下。
李红和她的“男友”宁帅(化名),都生长在山区,他们的母亲都在孩子小的时候离开了家庭,宁帅丧父,李红的父亲常年在山里工作,父女关系也很疏远。不满18岁的二人去年结伴来京务工,钱没了,宁帅就怂恿李红用手机转账,偷了熟人2万余元。被害人报案后,二人归还了大部分钱款,获得谅解,但仍面临刑事犯罪指控。
吴宜远在接触李红和宁帅过程中,感到二人本性不坏,李红欠缺生活技能,是非观模糊,对于未来“不知所措”;宁帅在交流时虽然表现得比较机灵,但实则内心封闭,且对金钱有着强烈的渴望。社会调查报告显示:二人的再犯风险均为中偏高。
李红和宁帅被逮捕后,办案组希望为二人找到更多的帮教资源,却处处碰壁——孩子的亲属要么联系不上,要么不愿意负责——如果没有家庭支持,孩子的帮教难上加难。
在审查起诉阶段,吴宜远终于联系上了宁帅的大表姐,但她对吴宜远的来电很抗拒,表示不认识宁帅。“你的弟弟其实很孤僻,但他能完整记得你的电话,第一反应就是找你,说明他把你当作最亲近的家人,希望你给我3分钟的时间,我和你说一下他的情况……”吴宜远的真诚打动了对方,“我要和我妹妹商量商量,她是我们家的明白人。”
几天后,吴宜远等来了二表姐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哭着说:“我只是他的表姐,他16岁,我也很年轻,工作才稳定,刚刚有了家庭……”吴宜远倾听着二表姐的委屈和难处,“我能听出来你是愿意帮助弟弟的,但担心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请你相信,我们司法机关一定会尽全力监督帮教,但孩子如果没有家庭支持,变好的路就太难走了……”
几番沟通下来,二表姐告诉吴宜远,家人希望宁帅回原籍,这样方便监管。
同时,吴宜远几经周折终于联系到了李红的父亲。“她一直怨我害她没了妈。虽然我真的没有更多的能力,但肯定要管她,让她回家吧,回家吧……”吴宜远听出来,李红的父亲木讷内向、不善交流,但能有这个态度,让她心里多少有了个底。
当再次见面时,吴宜远把附条件不起诉的意思解释给了两个孩子,同时把家人的情况和嘱托带给了他们。
“我愿意接受监督。”李红的回答依然淳朴,却多了几分坚定。宁帅的态度也有了很大变化,他不再抖机灵,沉默了很久,眼眶渐渐湿润,“我很愧疚,我不应该利用女朋友,没有我,她不会进来。”
看到孩子的变化,办案组最终一致同意“冒险”——对二人附条件不起诉。“条件”就是设置为期六个月的帮教考察期,二人只有遵守帮教规定、不再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才能最终获得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意味着给二人一个机会,办案组同时也要面临帮教不成功的风险。
再次提讯时,二人都在附条件不起诉征询意见书上写下“同意”,并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放了”不代表“结案”,后续的困难依然不少:没有钱,孩子怎么回家?返乡后,二人如果在原籍遇到困难,谁能帮忙……
为此,吴宜远按流程申请了小额救助金协助二人购买必备物资,协调市铁路运输检察院确保二人返程安全,同时与二人户籍地检察院取得联系,希望同步开展异地帮教工作。户籍地检察院回复:应当管、愿意管。
返乡后的宁帅和李红还是遇到了麻烦——找不到工作,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又被人顶替了,和家人有了争执……二人把这些苦恼和困难都写进了一封封给检察官的“思想汇报”里,吴宜远安慰着、鼓励着、帮助着……
渐渐地,来信内容有了变化。
“我在一家服装店卖衣服,老板夸我了……”李红开始描述自己工作的细节,小姑娘明显开朗起来。
“我觉得很对不起爷爷”“我现在在西安上班,一路走来,少不了检察官和社工的帮助”“2025年的目标是存住钱、考驾照,希望带爷爷去一次北京”……宁帅的文字也日益多了温情、感恩与担当。
今年1月,宁帅和李红用打工所得退赔了被害人剩余钱款,且顺利通过检察机关考察,被不起诉。
从事未检工作10年,吴宜远曾被评为北京市检察系统未成年人检察专业骨干,参与办理过“未成年人禁烟保护公益诉讼案”等多起精品案、优秀案,但更多的是像宁帅和李红这样的“小案”。
“我希望在每个案件中,都能找到让孩子变好的那条路。”吴宜远说,虽然宁帅和李红的结果远远称不上完美,但至少让他们有了变好的可能和希望!
记者: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