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女孩患重度抑郁，治疗1年后跳崖自杀，陆林院士:没注意3件事

2015年，18岁的付雪玲是一名来自海南的高三学生。她的父母在她初中那年就离婚了，父亲嗜赌如命，最终把房子、田地乃至奶奶留下的首饰都输得精光后一走了之，留下她和母亲在亲戚间颠沛流离。后来母亲带付雪玲改嫁到县城边上的一个工地小区，继父是个建筑工同时也是个醉鬼，喝了酒便砸碗骂人，酒醒后却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他的目光总让付雪玲不寒而栗，尤其在夜里，她总要反锁房门，紧靠墙角睡觉。

尽管生活如履薄冰，付雪玲仍坚持学习，只因她相信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她逃出泥沼的唯一通道。但自从上了高二之后，随着复习进度加快，付雪玲发现自己越来越跟不上。课堂上，老师点她回答问题，她支支吾吾半天没说出个词，被当众训道：“你可是全班第一进来我们班的学生，现在都吊车尾了还不认真学习，不复读三年都没救！”全班哄笑，付雪玲却不敢吭声。

甚至还有人在她桌角贴上“低保户”三个字的便利贴，付雪玲一撕掉，转头又看到几个女生捂嘴偷笑。她只好更用力地咬紧牙关，但也越来越觉得，脑子像被塞了棉花，记不住任何东西。

10月3日早上，闹钟一响付雪玲便睁开眼，却觉得身体沉得像被压着巨石。母亲和继父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出去上班，她却连坐起来都觉得吃力。头皮发紧，喉咙干涩，胸口像堵了一团硬结，怎么也舒展开不了。付雪玲盯着挂在床边的奖状照片出神，那是她最后一次考全班第一的证明。可现在，连起床都变成了一场拔河。付雪玲拖着脚进了教室，别人都在翻书，她却一句也念不出，只能低头强撑，生怕老师注意到她走神。

付雪玲不想抬头，可还是被老师点了名，然后一如往常地批评她“坐在教室占座位浪费空气”。这时前排有人嘀咕：“她估计连高职都上不了。”付雪玲装作没听见，盯着课本上那些像模糊墨点的字母，眼神却开始漂浮。这时，她突然想起昨晚回家时，继父醉醺醺地靠在沙发上，眼神晦暗地盯着她换衣服，那种压抑的恐惧再次泛上心头，和书页上的词汇一起把她彻底压垮。

11月20日，月考当天，付雪玲坐在靠墙角的位置。卷子刚发下，就觉得眼前发花，胃如同被绳索狠狠拧紧了一般。她翻开第一页，脑袋却开始嗡嗡作响。隔壁座位传来翻动试卷的声音，那节奏像锥子钻进脑髓。付雪玲越想集中注意力，脑中越是一片空白。

她下意识想咬紧牙关坚持，但那种无法思考的恐慌感袭来，像被关在一个完全封闭、无声的房间。她想举手，却发现自己的手根本抬不起来。脑海里开始浮现昨晚回家时继父摔碎了酒瓶，把母亲一脚踹倒在地的画面。渐渐的，被家暴的画面越来越密集，像针在付雪玲的脑中乱扎。她强迫自己冷静，却控制不了心跳飞快，冷汗把衣服湿透。付雪玲唯一的念头，是想逃出去，不管去哪儿，只要不在这里。

就在这时，监考老师注意到付雪玲脸色发白、坐立难安，于是轻声喊了她的名字。付雪玲仿佛被从濒临断电的状态中唤回似的，下意识地想站起来逃离这片令人窒息的空间，但她刚撑起身体，眼前一黑，双腿一软，整个人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付雪玲蜷缩在冰冷的地板上，汗水顺着额角滴下，嘴唇发白，胸口急促起伏。监考老师赶紧跑过来，将她扶起，通知班主任并送她前往医务室。

校医初步检查后发现身体没什么大问题，但精神状态值得关注，于是建议转诊医院。几天后，付雪玲在母亲陪同下前往市里医院。医生详细了解了她的情况后，安排了标准化心理评估。检测结果显示：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32分，自评抑郁量表评分达76分，均远超重度抑郁的诊断界限。医生明确指出：：“付雪玲已达到重度抑郁障碍的临床标准，这绝不是最近才出现的问题，她的情绪崩溃是长期压抑和精神透支的结果。”

母亲听完诊断后沉默良久，哽咽着问医生：“孩子平时什么都不说，我还以为她只是变得不爱说话了……”医生叹息道：“这才是最危险的地方，情绪压抑久了，大脑里的神经递质会紊乱，心跳、睡眠、专注力都会受影响。只要一个小小的刺激，比如一次考试、一次家暴，甚至一句话，都可能让她崩溃。”

随后医生给付雪玲开了曲舍林等治疗抑郁症的药物，并语气坚定地补充道：“药物只能缓解表层，真正要帮孩子走出来，是要改变她的生活环境和支持体系。不能让她继续生活在那个压抑、危险的环境中。哪怕换个住处，都比回到那个让她发抖的家强。”

听到这些，母亲终于低头哭了出来。她拉着付雪玲的手，轻声说：“咱们不回那家了妈会想办法租个小屋，你先好好休息，学习的事，暂时别急。”很快，付雪玲母亲租下医院附近一个月租小单间，自己请了假，整日陪在付雪玲身边，按时带她吃药、复诊，甚至每晚陪她散步走几圈，只为让她安稳入睡。她们的生活很简单，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安静、踏实。

2016年1月16日，付雪玲和母亲如期来到医院复查。最终结果显示：汉密尔顿抑郁量表降至22分，自评量表得分也显著下降，已从重度抑郁转为中度抑郁状态。医生点了点头，说道：“药物开始起效了，你的状态比上次稳定很多，这是个积极的信号。”听到结果的那一刻，付雪玲母亲激动地眼泪哗哗，付雪玲也体贴地握紧母亲的手，表示自己一定会继续配合治疗。

在连续治疗近四个月后，付雪玲的情绪逐渐趋于平稳。医生评估后建议适度恢复学习节奏，母亲也小心翼翼地征求她意见，最终决定让她返校参加高考冲刺阶段的课程。付雪玲重新回到教室，老师们也尽量减少给她的压力，不再点名提问。六月初，她顺利参加完所有高考科目，考完那天，付雪玲对母亲说：“好像没考砸。”母亲听完，笑着摸了摸她的头，只觉得苦尽甘来，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然而，就在一切看似回归正轨的时候，噩耗却突然降临。

2026年6月18日清晨，付母刚下班回家准备给付雪玲做好吃的。可走到家门口，她忽然听见邻居大妈喊了一句：“你家雪玲去哪儿了？有人说早上在后山看见她背着书包一个人走上去了。”付母心里一紧，后山是小县城最高的地方，几乎没什么人去，前些年还有人在那里失足摔下。她连菜都顾不上放下，立刻往山那头跑。

当付母赶到山脚时，已围了不少人，社区工作人员、几个邻居，还有几个拿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表情惊恐地站在悬崖边小声议论：“天哪……还是个学生……”付母扑过去，一眼便看见崖底那一抹熟悉的蓝色裙子。那是昨天她亲手洗干净、熨平了给女儿穿的。她的脑袋“嗡”的一下炸开，眼前一片发黑。她扑倒在地，眼泪从脸上狂涌而下，嘴唇发白地嘶喊着：“雪玲——你醒醒啊——你不是说考完了要和我一起去外婆家的吗？！你说话啊——！”

救护车很快赶到山脚，急救人员下到崖底后，迅速将付雪玲送往医院。可半个小时后，医生最终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尽力了，头部粉碎性骨折、颈椎断裂……她当场就没了。”付母当即愣住了，眼神空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几名护士围过来，想搀扶她，她却甩开了手，突然大声哭喊道：“不是说她病好了么？！你们不是说她已经从重度抑郁转成中度抑郁了吗？！你们说的稳定呢？！我天天陪她吃药，心理课一节没落，连学校都求过了，不要再提成绩……她怎么还会跳崖自杀？！你们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付母的哭声刺破了急诊室的寂静，护士们神情凝重，医生则皱着眉头，低头翻着病历资料。上面显示抑郁评分属于轻中度区间，情绪趋于稳定，近两个月无负面情绪陈述，服药记录完整，确实没有明显自杀风险指标。”

医生一时间也无法回答，就在众人陷入沉默之际，突然有人开口：“陆教授来了。”来的正是当天来县医院授课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精神医学专家陆林教授。他是我国精神病学界的领军人物，长期致力于青少年抑郁障碍、药物依赖与脑功能机制的研究，主持制定了《中国抑郁障碍诊疗指南》。

原本讲座已结束，陆林教授正准备离开医院，却临时听说急诊室接诊了一位“病史清晰、服药规律、刚完成高考”的抑郁患者突然跳崖身亡，顿觉事有蹊跷，便立即赶来查看情况。陆教授翻阅着付雪玲的病例记录，眉头越皱越紧。每一栏数据、每一次访谈记录、甚至包括她最近一次心理访谈的文字摘要，都没有显示出任何危险信号。陆教授也不由得疑惑，这太不对劲了，一个在稳定服药、具备照护支持、刚完成重大考试的抑郁症患者，不应突然发生极端行为。

付母情绪崩溃地翻出女儿的手机，一边哭一边颤抖地说：“她真的已经好多了……她还跟我拍了合照，说考完要跟我去外婆家……她真的笑了，我还存着照片……我不是瞎说的……”她颤颤巍巍地举起手机，想要翻出相册，可屏幕刚亮起时，锁屏壁纸上那张熟悉的照片便落入了陆林教授的视线。

陆林本是侧身站着，眼角无意一扫，脸色却陡然一变。他立刻伸出手，语气压低：“对不起，我能看看这张照片吗？”付母一愣，赶忙递过去。陆林接过手机，盯着屏幕足足看了好几分钟，终于恍然大悟，找出了付雪玲跳崖自杀的罪魁祸首！

陆林教授摇了摇头惋惜道：“真是无妄之灾啊！虽然 付雪玲一直按时按量吃药，定期做心理治疗，事发当天也没有和人起冲突，但是你们却在生活中一直忽略了三个关键细节，这才导致孩子毫无预兆跳崖自杀呀！这些年来，我接诊和随访了大量抑郁症患者，发现很多家长都在治疗期间忽略了这三个关键细节，最终导致孩子病情恶化，上演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啊！”

第一个被忽略的细节，是情绪恢复期的阶段性错觉。

很多抑郁症患者在药物起效后，会经历一个短暂的功能性回暖阶段：他们能起床、能应付考试，甚至能与人正常交流，看起来和正常人无异，家属也因此放松警惕，认为一切已稳定。实际上，大脑中情绪调节功能的真正重建，往往滞后于行为表现。

这就意味着，即使病人表面恢复得不错，情绪底层仍存在波动的隐患。一旦外界环境突然变化，比如从高考高压转向空档期，这种表面稳定便会坍塌。付雪玲高考结束那天，正处于认知功能好转但情绪系统尚未修复的阶段，却被视作已经痊愈，未得到及时监测。

第二个致命疏忽，是服药时机与作息节律的失配。

在精神类药物作用机制中，神经递质的释放与吸收往往依赖昼夜节律来维持稳定。一旦作息突然错乱，比如高考结束后的晚睡熬夜、情绪放松、白天嗜睡等，就可能导致药效释放节律紊乱，引发情绪剧烈波动。付雪玲平时固定在晚饭后服药，但考后几天，她频繁失眠、作息延后，实际服药时间被悄悄推后1至2小时。

这种看似微小的波动，对一个原本就脆弱的大脑情绪系统而言，可能正是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家属还在欣喜她终于睡到自然醒时，神经系统已经悄然失衡。

第三个问题，是家属和病人共同存在的主动性回避监测。

许多家庭在看到病人状态转好后，不愿再触碰“心理访谈”、“情绪评估”这类话题，生怕刺激孩子，或者怕戳破了好不容易建立的平静。病人本身也会为了让家属安心，主动表现得阳光、配合、积极，甚至主动说出我好多了。

付雪玲在高考前，的确做出了许多正在恢复的行为——洗书包、陪母亲逛市场、规划假期活动，但这些行为可能并非发自内心的喜悦，而是源自责任感与取悦心理。一旦她意识到任务完成了，比如高考结束，她的情绪支撑体系也随之崩塌。在缺乏连续心理随访的空窗期里，这种突然坍塌毫无征兆地发生，最终造成无法挽回的结局。

以上三个细节，没有一个是恶意造成的，也没有哪个明显错误，它们往往藏在以为她已经好了的乐观误判中。抑郁症最危险的地方不在于最低谷的时刻，而在于好转过程中掺杂的松懈与错觉。医学记录上写着“病情缓解”，但内心深处可能仍藏着无法言说的黑洞。对于一个尚未彻底修复的孩子而言，恢复期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决定生死的变量。付雪玲的悲剧，不是因为没人关心她，而是因为关心来得太快，警惕放得太早。

内容资料来源：

[1]张馨儿,陈思琪,黄美霞,等.基于数据挖掘分析陆林治疗脾胃肝胆病的组方用药规律[J].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2024,46(05):773-779.

[2]肖春燕,张进军,谢君君,等.陆林运用膏方防治疾病经验[J].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2024

[3]李艳,赵进东,张国梁,等.郁证的理论溯源及陆林治郁思路[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