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护之名的越界：父亲将女儿房屋过户并出售，法院判赔1160万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涉及未成年人财产保护的典型案件。该案中，父亲王先生作为监护人，私自将未成年女儿王粒（化名）名下的一套房屋通过赠与方式过户至自己名下并出售。

法院最终认定该行为无效，判决王先生赔偿女儿因此遭受的房屋损失1160万元。该判决经二审维持，现已生效，为未成年人财产权益保护树立了清晰的法律标尺。

一、案件背景：权利归属的清晰界定

2007年，王先生与前妻张女士以女儿王粒的名义购置了案涉房屋，该房产明确登记在王粒名下。

2016年，王先生与张女士经法院判决离婚，王粒由父亲王先生抚养。关键点在于，该离婚判决书及后续离婚后财产纠纷判决均清晰载明：案涉房屋属于王粒的个人财产，并非王先生与张女士的夫妻共同财产，亦未在离婚财产分割中被处置。这为王粒的物权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二、侵权事实：监护权下的隐秘操作

然而，就在离婚后不久，王先生利用其作为王粒法定监护人的身份，在2016年8月自行代表王粒签署了一份《赠与合同》。

依据这份合同，王粒“自愿”将案涉房屋“赠与”其父王先生。随后，王先生迅速完成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并最终将该房屋出售给案外人。

直至2023年，已经成年的王粒在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时，才惊悉自己名下的房产早已被转移并出售。

王粒随即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核心诉求有二：确认其父王先生自行签署的赠与合同无效；要求父亲赔偿因房屋无法返还而造成的巨额损失1160万元。

三、法庭交锋：抗辩理由的审视与瓦解

王先生抗辩理由一：利益考量论

王先生声称，过户并出售房屋是为了获取贷款资金，且该资金已用于王粒的海外留学支出，强调其行为“系为王粒利益所为”。

王先生抗辩理由二：债务压力说

他同时提出，离婚后财产纠纷判决要求其向前妻张女士支付款项，出售该房屋是获取履行该判决所需资金的途径。

第三人张女士立场：直指侵权本质

作为案涉房屋原始共有意向人及王粒母亲，张女士明确指认王先生的行为发生在离婚后极短时间内，属于典型的侵害未成年人财产权益的行为，并驳斥了王先生所谓“为王粒利益”的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

四、法槌落定：三重维度的司法认定

海淀法院经深入审理，抽丝剥茧，从三个关键维度对案件作出清晰认定：

1. 财产权属的不可动摇性

法院重申，案涉房屋权属清晰明确，为王粒个人合法财产。此前的离婚诉讼及离婚后财产纠纷裁判文书均未将其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这一事实具有既判力，王先生无权擅自处分。

2. 监护行为的根本违法性

法院指出，王先生作为法定监护人，其核心职责是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

然而，他通过自行签署赠与合同的方式，以王粒名义将王粒个人房产转移登记至自己名下，此行为本身即构成对被监护人财产权益的严重侵害。

尤为关键的是，在整个处分过程中，王先生完全未征求当时已具备一定认知能力的王粒本人的意见，彻底无视了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严重悖离了监护制度的初衷，亦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

3. 抗辩理由的实证匮乏性

法院结合前期离婚纠纷、离婚后财产纠纷中已查明的王先生名下财产状况，进行严谨的事实核查。

最终认定，王先生所提出的“举债售房资助女儿留学”之抗辩意见，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支撑，无法成立。

五、判决核心：合同无效与赔偿责任的必然性

基于上述认定，法院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

确认案涉《赠与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处分了王粒无权处分的财产（王先生非所有权人），且王先生代表王粒处分其自身财产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被监护人利益，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及公序良俗。

判决王先生赔偿王粒损失1160万元。法院依据的法律逻辑链条清晰：合同无效→王先生因无效合同取得财产（房屋变价款）丧失法律依据→应予以返还→因房屋已出售给善意第三人导致客观不能返还→依法应折价补偿。1160万元即为该房屋实际出售的成交价款，体现了对王粒财产权益的等值填补。

六、案件启示：守护未成年人财产权的法律盾牌

海淀法院此份生效判决，其意义远超个案纠纷的解决，它向全社会传递了明确而坚定的司法立场：

未成年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登记在未成年人名下的财产，其所有权依法归属于未成年人本人，不因父母婚姻关系变化或监护关系而自动转化为家庭共有或监护人财产。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仅为管理者，绝非所有者。

监护人职责的严格边界：法律赋予监护人管理被监护人财产的职责，但该职责的核心是“保护”，绝非“处分”。

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重大财产（尤其是不动产），必须严格遵循“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这一最高原则。

任何非为被监护人利益或未经法定程序的处分行为，均面临被法律否定并追究责任的风险。

程序正当性的不可或缺：即便处分行为确为未成年人利益考虑，也必须遵循法定程序。

对于重大财产处置，监护人应保持高度审慎，必要时应依法申请人民法院指定特别代理人或由法院审查批准，以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权益。

违法成本的具体化：本案判决的1160万元巨额赔偿，清晰地昭示了侵害未成年人财产权益可能面临的沉重法律后果，对潜在违法行为具有强烈的警示与震慑作用。

此案犹如一记警钟，提醒所有监护人：法律赋予的监护权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而非肆意处置未成年人财产的特权凭证。

在涉及未成年人重大利益事项时，唯有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置于核心，恪守法律边界，尊重其日益成长的自主意识，方能在家庭关系的基石之上，真正筑牢未成年人权益的法律保障长城。

法律的每一次有力回响，都在为未成年人的未来撑起一片更安全、更明亮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