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叉命的苦辣酸甜——耄耋老人忆当年（下）

（七）司法服务有温度

1978年8月，我离开了连队，坐了近一周的火车，回到华山与桂荣和孩子们团聚了。之后我带着桂荣和孩子一起，回到社旗。

我是第一批转业的，家乡政府已派人到连队协调妥当关于我转业的事情，特安排我们暂住在招待所，之后安排我在县木器厂工作，任党支部书记。桂荣被安排到二诊所，木器厂给我们安排好住房，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记得我们刚回到社旗，我的月工资约有60元，桂荣每个月有43元，一百多元的工资，供应一家五口的生活，有点捉襟见肘。我见木器厂外有一片空地，多年干活的我，生活一闲下，就很不适应，于是我就把空地开垦出来，全部种上菜。

之后我又买了一头老母猪，隔几天就去酒厂拉些淘汰的酒糟子喂猪，有一次去拉糟子时不小心掉进了糟子池里，弄的满身都是粘稠的酒糟子味。

1981年8月，县委组织部经常委研究批准，从各基层单位选拔一批骨干人员安排到县委各基础性岗位。我被分配到社旗县城郊乡法庭，任命为庭长。

当兵十八年，转业后我又被安排到木器厂，那里的工作，只要思想正，干劲足干啥活我都不在话下，但改行办案子，我真的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个干法。

幸好法庭的老同志特别有耐心，不遗余力的对我进行指导。我也边干边学，虚心学习，学习人家是怎么办案的，怎么进行处理和解决各类案件纠纷的。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人们都很贫穷，法庭处理最多的就是对于老人的赡养问题。

父母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了儿女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节衣缩食，给儿女养大，待儿女成家，又毫无怨言帮儿子带孩子，等到老了，地里的活干不动了，帮不了孩子了，儿子儿媳便开始了各种嫌弃，老两口衣食无着落，迫不得已只能将儿子儿媳告到法庭，请求给予援助。

遇到这种情形，我们一般会先给他们的孩子们普法，尽量调解，要求他们务必依法给父母养老。一般情况下，其儿子儿媳在我们的细心开导和批评说服教育下，端正对父母的态度，愿意赡养老人。

但也有个别情况，需要我们再三调解。基于对工作负责的态度，我们在对一个案件调解成后，后期我们还会对案件判决落实情况，进行跟进，确保判决结果不折不扣执行。

例如1987年，小东庄有两位老人就是如此。他们只有一个儿子，给儿子娶了媳妇，刚开始吃住都在一块，又帮儿子儿媳照看孙子孙女，等孙子孙女上了学，老两口也到了晚年，儿子不当家，儿媳嫌老人，闹着要分家。

老人没办法，就同儿子分了家。那时候老两口还能干的动，就留下一亩多地自己种个口粮，现在干不动了，地就给了儿子种，儿子种了地，儿媳却不愿赡养他。

老两口就趁着农忙时，拎个口袋到处去拾别人遗落在地里的麦穗、玉米啥的，一天就吃两顿饭，能省一口是一口,现在断粮了，去问儿子要，儿媳不让他儿子出来，把门一关，腰一叉，就说没有。

老两口没法，找了村支书，村支书也进行调解过几次，但他儿媳妇哭天呛地，骂他儿子没本事，不会挣钱，一家人还吃不饱，现在老人又过来要，是要逼死她。

他儿子刚开始也偷偷地瞒着媳妇给他们送过两回粮，被他媳妇知道，他媳妇一阵哭天呛地，骂他儿子和老人家，老少都是贼，要把她家搬空，哭完就闹着要上吊，儿子吓的大气都。老两口要强一辈子，实在是没吃的了，就把儿子和儿媳双双告到了法庭。

我们依照一般程序，又到他们村里走访了解到，老两口所述情况属实，于是联系了村支书，一同对老人的儿子和儿媳进行批评教育，最后老人儿媳同意每月给老人三十斤面、十五斤粗粮(玉米糁和都高梁面都行)、一斤盐、一斤肉。

至此，该案算是了结了，我和同事们也算是松了一口气，当天回家，我开心的饭都多吃了一碗。

然而，几个月后，老两口又哭着找到我们，说他儿子又不给他粮食了。当时正是寒冬腊月，两位老人穿着破旧的棉袄，拄着拐，互相搀扶着走了十几里地，快晌午时才来到法庭，哭着说:“要是早知道儿子这么不孝顺，把他生下来就早该扔尿盆里淹死算了。”

我看老人家实在可怜，就带他们中午去饭馆吃了一碗热乎乎的臊子面，又传唤他们儿子和儿媳到法庭，对他们又是一顿批评教育。

他儿媳听后，态度还算不错，说回去就给老人把粮食拿过去，并保证回去一定改正。我们认为她知道错了，改正就好，就让他们回去了。

不曾想，又过了几天，老两口拄着拐杖，一拐一拐地又来了。我和同事们看到老人本来都很诧异，又听到他说，他儿媳一回到家就骂他们，说“老了老了，不让人省心，三天两头跑到法庭去告她，”坚决不给他们老两口粮食，有本事再去告她。

我和同事们们一听，都个个气愤填膺。我是庭长，深觉此事不能拖，当即决定立案，和同事们开着车直接到他们村里去抓人，对老人的儿子儿媳进行拘留处理。

两位老人一开始还以为我们只是随同他去做调查，不曾想我们下车后，几位干事直接到他们家里，用手铐把他儿子和儿媳铐了起来，老人的儿子吓得浑身筛糠，儿媳也吓得不断给我们求情，求我们说按照之前调解结果，一定按时按量给老人粮食，再也不敢不给了。

对于这种出尔反尔的人，我们根本不相信她的话，一定要给他们一点教训，所以，大家不由分说，直接要把他们带走拘留。

老人和他老伴一看，我们要把他们儿子和儿媳铐走，真接给我们跪下了，哭着说，“我们不告了，我们不告了，把他们带走了，孙子孙女没法照顾。”

我和同事听了，只能把他们放开，又对他们进行严肃批评!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在城郊法庭当庭长十多年，我们每年审理案件约有一二百件，工作忙碌而又充实，再小再琐碎的案件，我们都凭着良心，认真梳理案情，仔细斟酌案件，真诚负责地对待每一个案件。

后来，在城郊乡政府的支持下，把年代已久的土坯房推翻盖了两层小楼，这大大的改善了我们法庭的环境。大家都开心极了。

1991年度，城郊乡法庭被评为“先进法庭”，王国栋同志赶往省法院参加了劳模表彰大会。我本人被评为三等功，奖励一级工资。

1993年，我被调到县法院执行厅当厅长3年，又到城关镇法庭当厅长3年，然后又回到城郊法庭，至2004年退休。

正如算命先生所说的那样，我生成直性子扒叉命，我一生奔波从戎近18年，又当法官近20年，但我认为我之所以大半辈子拼命的扒叉，不是为了我自己，从大的意义上讲，我也算是为了为祖国和祖国的人民。

从小的讲，是为了家庭、为爷爷奶奶，为父母，为妻儿，为了养家糊口。全家六口人，还有父母双亲，仅靠100多元的工资能不困难吗?作为我个人,我一不图吃，二不图穿，只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生活得更加幸福。

扒叉命就扒叉命吧，如果生命能够重来，我还愿意继续这样扒叉。

作者简介

冯长坡，生于1942年12月，老家在河南省社旗县下洼乡坑黄村委薄地王。1960年参加工作，1961年入伍。1978年转业地方，1981年调入社旗县人民法院任庭长，2004年退休至今。鲐背在望，热爱生活，向往美好。虽至耄耋，牢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记录人生，以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