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内卷”的内在逻辑：重构增长，重塑竞争

“反内卷”的内在逻辑：重构增长，重塑竞争

全文共13396字，阅读大约需要27分钟

文 财信研究院 宏观团队

李沫 胡文艳 伍超明

摘要

一、破除内卷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政策重心

政策层面，2024年7月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2025年7月中央财经委会议进一步升级为“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政策思路实现从“防”到“治”的跨越。法治保障层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正式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与《价格法》修正草案相继公布，为全流程监管提供制度基础。地方与行业层面，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重点行业通过自律公约、联合减产等方式积极响应。

二、如何理解本轮“反内卷”的政策逻辑

（一）“内卷”的三大宏观表现及影响。一是供需失衡与价格通缩导致内循环不畅，GDP平减指数已连续9个季度为负，触发“价格下跌→收入停滞→预期恶化→需求不足”的负反馈循环。二是无序同质竞争制约产业结构升级，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利润率降至近二十年来的低位，形成“低利润→低研发→低创新→同质化加剧”的负向循环。三是出口“以价换量”阻碍了高水平外循环，我国出口价格指数已连续24个月负增长，不仅抑制产业升级，还可能加剧贸易摩擦。

（二）“内卷”产生的四重深层次成因。近年来“内卷式”竞争加剧，是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内在矛盾的深刻反映。一是根本原因在于阶段性需求不足，疫后居民、企业、政府三部门支出呈收缩趋势，叠加国内转型阵痛与“未富先老”结构性挑战，以及我国出口份额已高于德日历史峰值，进一步拓展外部需求的空间有限，导致企业短期竞争行为加剧，“存量争夺”特征显著增强。二是转型期供需错配进一步加剧内卷，需求侧已迈向“好不好”的新阶段，供给侧部分行业仍停留于“有没有”的旧范式，导致低端过剩与高端不足并存。三是政府行为是重要推手，表现为地方同质化布局、保护主义阻碍市场出清、政策“合成谬误”引发资源错配。四是新一轮技术革命高迭代、高不确定的内在特性，与资本短期逐利相结合，也天然诱发新兴领域重复投入和周期性过热。

（三）本轮“反内卷”与2015-16年“去产能”存在本质区别。一是成因不同，上轮“去产能”主要源于长期投资扩张导致的供给过剩，本轮“反内卷”的根源在于需求不足且供需失衡更严峻。二是行业分布不同，上轮去产能主要集中在上游行业，主体以国企为主，本轮“反内卷”行业分布更广，中下游和民企压力更为突出。三是目标不同，上轮侧重快速出清过剩产能，实现经济“瘦身健体”，本轮更着眼于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旨在激发市场活力、畅通国内大循环。

三、关于整治“内卷式”竞争的几点思考

一是治本之策在于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主攻方向，持续“做大做好蛋糕”，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充分释放内需潜能。二是关键之举须以财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绩效评价体系改革为牵引，规范政府行为边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三是长远之计应强化标准引领与制度保障，构建与技术快速迭代相适配的科创支撑体系，推动供给提质升级。四是当务之急需强化法治与行业自律，划定竞争监管“红绿灯”，构建清晰、稳定、可预期的规则体系。

正文

一、破除内卷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政策重心

“内卷式”竞争是指经济主体为维持或争夺有限市场空间，不断投入资源却未带来整体收益增长的恶性竞争现象。近年来这一现象在各行业普遍蔓延，推动“反内卷”从网络热词升级为国家政策重点。近一年来高频率、大力度出台的“反内卷”相关政策，标志着从认知到执行、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性政策框架正在全面确立（见表1）。

（一）政策层面：认识深化与战略升级

在政策层面，反内卷已明确上升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战略，其政策表述与治理重点呈现出清晰的深化路径。这一进程体现为从初步提出、认识深化到聚焦落实的阶段性演进：一是去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将“内卷”正式纳入高层政策体系。二是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治理范围从“防止”扩展至“综合整治”，并明确将地方政府和企业视为治理内卷的关键责任主体；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纳入到“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内，突出破除市场壁垒与要素流通障碍的重要作用。三是7月1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具体指出“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强调法治化治理与企业转型，标志着反内卷进入实质执行期；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治理企业无序竞争，推进重点行业产能治理，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政策重点延伸至产能优化与地方政府行为约束。这一系列表述演变，系统反映出中央对“内卷”治理的持续深化与施策精准化。

（二）法治保障：制度完善与全流程监管

法治保障体系同步不断完善，为“反内卷”构筑起坚实的制度基础与执法依据。去年8月1日，《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定不得无依据实施税收优惠或差异化补贴，从源头约束扭曲竞争行为。2024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的意见》，着力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并完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推动基础制度系统优化。今年6月27日与7月24日，《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与《价格法》修正草案相继公布，进一步筑牢法治防线。《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旨在明确禁止市场主体的“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价格法》修正则着重于完善政府定价机制和细化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标准。这些法律法规密集出台与修订，共同构建起覆盖事前审查、事中监管与事后追责的全流程法治网络。

（三）地方与行业：共识形成与实践响应

在地方与行业层面，“反内卷”正逐步形成广泛共识，并呈现出系统化、多样化的实践响应。自7月1日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以来，多个行业积极贯彻“反内卷”政策导向，推动竞争方式从无序低价向质量创新转变。新能源汽车、电商、外卖等新业态通过行业协会倡议，明确禁止低于成本价的恶性竞争，倡导以技术、品质和服务为核心的健康竞争环境；水泥、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则通过行业协调机制集体中止价格战，旨在逐步扭转低价倾销局面，修复行业整体盈利能力；在光伏、锂电、石化等产能严重过剩领域，企业通过实质性减产控制供给总量，避免资源浪费与效率内耗。此外，7月23日，地方国资委负责人研讨班明确，将优化国有资本投向与存量结构，带头抵制“内卷式”竞争，表明地方国企将在“反内卷”进程中发挥重要的示范与引领作用。

二、如何理解本轮“反内卷”的政策逻辑

（一）本轮“内卷”的宏观表现及影响

一是供需失衡、价格通缩导致内循环不畅。在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以及科技自立自强紧迫性提升的背景下，制造业同时承担了弥补地产需求缺口和驱动产业升级双重任务，导致工业领域供需失衡压力显著增大，部分行业陷入低价“内卷”竞争。突出表现为低通胀呈长期化态势，GDP平减指数已连续9个季度为负，创历史最长纪录（见图1）。价格持续低迷正触发“价格下跌→收入停滞→预期恶化→需求不足→价格再跌”的负反馈循环，严重阻滞国内大循环。一方面，居民收入与企业利润均按名义值核算，价格低迷直接导致两部门收入增长乏力乃至实质性萎缩，直接抑制消费和投资两大内需引擎；另一方面，长期低物价固化市场悲观收入预期，进一步削弱消费与投资意愿，形成需求收缩与价格下行相互强化的不利格局。

二是无序同质竞争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灵魂所在，但近年来，为了维持市场地位、争夺有限市场需求，部分地方卷补贴、拼支持，企业卷规模、打价格战。这种脱离经济基本面的无序“内卷”，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生态，其直接后果是全行业利润率显著下滑，价格信号机制失灵导致“量价背离”现象凸显。如2024年末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利润率已降至4.5%，处于近二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区间（见图2）；2023-2024年间，多个行业呈现出PPI负增长与投资高增长并存的矛盾局面（见图3）。上述扭曲现象对产业结构升级构成较大阻碍：一方面，持续被压缩的利润空间削弱了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能力与意愿，形成“低利润→低研发→低创新→同质化加剧→更低利润”的负反馈循环。这不仅阻碍产业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还可能诱发“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最终削弱行业整体竞争力与效率。另一方面，部分占据优势地位的“链主”企业为维持低价策略，普遍采取强行压价、延长账期等方式向上下游企业转嫁成本压力，挤压了中小微企业生存空间，抑制社会创新活力，削弱行业发展的长期后劲。

三是出口“以价换量”阻碍了高水平外循环。在传统需求动能衰减但新兴需求增量不足的背景下，国内企业的“内卷式”竞争压力已外溢至国际市场，突出表现为出口对GDP贡献率提高但呈现出“以价换量”特征。截至2025年7月，我国出口价格指数已经连续24个月负增长，同期出口数量却维持双位数平均增速（见图4），对构建高水平外循环形成双重制约。其一，抑制产业升级，加剧外部依赖。持续的出口低价竞争导致企业无法有效利用国际市场推动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升级，反而加剧国内经济对外需波动的脆弱性。一旦外部需求收缩，将强化国内“内卷”压力，冲击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的稳定性。其二，易引发贸易摩擦，恶化外部环境。截至2025年5月我国出口价格较2022年6月高点累计下降17.3%，而同期发达经济体出口价格却上涨0.8%，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仅下降3%（见图5）。如此巨大的价差极易引发主要贸易伙伴的不满，诱发其对中国采取反倾销、加征关税等限制措施，增加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风险。这不仅显著加剧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更直接破坏了建设高水平外循环所需的稳定开放环境。

（二）“内卷”产生的深层次成因

回顾历史，中国经济的腾飞史可视为一部竞争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引入了竞争机制，彼时以锐意进取精神为代表的企业竞争风貌，与中国人民吃苦耐劳的天性高度契合，高效驱动了产业迭代与消费升级的正向螺旋。竞争因而长期被视为效率、进取和机遇的代名词，而非内耗与低效的标签。近年来“内卷式”竞争的加剧，并非源于企业个体逐利性的增强，其深层根源在于宏观经济背景的变化，是经济周期波动、体制机制问题、技术发展演进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刻反映了当前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

1、阶段性需求不足是内卷的根本原因

企业竞争从有序转向无序内卷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经济运行的核心矛盾已从供给短缺转向需求不足，导致竞争由“增量创造”为主演变为“存量争夺”特征显著增强。当“做大做好蛋糕”愈发困难时，市场主体被迫在有限需求空间内陷入低水平、同质化博弈，进而引发经济效率的系统性递减。

一是疫后多重冲击叠加共振，需求不足矛盾被急剧放大。近年来疫情冲击、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外部打压升级等多因素相互交织强化，直接侵蚀了居民、企业、政府三大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并显著压低市场预期与风险偏好。在此背景下，实体部门行为模式全面转向风险最小化，三部门陷入“收入-支出-资产”同步下降、自我强化的负反馈循环，持续冲击总需求。2024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企业投资和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分别较疫情前2019年降低3.3、2.2和6.8个百分点，降幅高达约四成、超四成和超七成（见图6），存在较大需求缺口。

二是内部大转型与外部大变局相互交织，阶段性需求不足在所难免。国内方面，我国经济转型阵痛与“未富先老”的结构性特征罕见叠加，在人均GDP刚跨过1万美元门槛的关键时期，人口结构已快速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上述两大因素天然引致需求出现阶段性收缩，同时转型期特有的“青黄不接”矛盾与老龄化对消费及投资主体意愿的抑制将彼此强化，加剧总需求下行压力。外部环境方面，全球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总需求放缓背景下，我国出口占全球份额已升至14.6%，明显高于德日历史峰值水平（见图7），进一步拓展外部需求的空间有限。内外因素双重作用下，企业中长期预期转弱，短期竞争行为加剧，“存量争夺”特征显著增强。

2、转型期供需错配是内卷的重要成因

内卷并非表象化的过度竞争，而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不平衡不充分”主要矛盾在微观层面的集中体现。当前需求侧已跃升至追求“好不好”的新阶段，而供给侧却仍滞留于满足“有没有”的旧范式。这种供需结构性错配将导致低端产能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并存，有效需求难以充分释放，内卷压力持续加剧。

一是供给规模路径依赖难以适应需求升级。改革开放以来，“薄利多销、以价换量”的发展模式推动国内经济规模快速扩张，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跨越，也使供给体系形成对规模扩张的严重路径依赖。随着人均GDP突破1.3万美元，消费结构正加速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与享受型，需求侧更加注重品质、服务和品牌价值。但供给侧未能同步调整战略重心，仍旧固守低成本、规模生产的传统逻辑，导致中低端产能过剩与高端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不平衡日益严峻。

二是能力短板和制度缺位拖累供给转型。“不敢转”、“不会转”与“制度跟不上”三者叠加，致使企业陷入“低水平重复—利润萎缩—无力创新”的负向循环。其一，收益与风险不匹配导致“不敢转型”。传统规模扩张模式短期收益相对确定，而创新及品牌建设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企业普遍缺乏转型内生动力。其二，创新基础薄弱导致“不会转型”。长期粗放型发展导致众多企业缺乏核心技术、高端人才和品牌能力，难以适应高质量竞争要求。其三，创新的体制机制跟进滞后。目前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相匹配的监管体系、标准规范、公共基础设施等配套措施尚未健全，一方面使部分企业利用规则滞后与监管空白采取短期行为、进行底线竞争，挤压合规转型企业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严重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动能。

3、政府行为是内卷的重要推手

“内卷式”竞争是市场失灵的典型表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能够有效补充、矫正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但过去一段时间，政府缺位越位等行为屡有发生，不仅扭曲了市场机制、破坏了市场公平，反而加剧市场失灵，成为内卷的重要推手。

一是地方稳增长压力催生同质化布局。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导致GDP增速放缓和财政收支平衡压力骤增，迫使地方政府强化短期招商引资稳增长的路径依赖。为在有限的市场与资源约束中吸引企业、培育产业，各地往往竞相打造“政策洼地”，推出税费减免、补贴倾斜、用地优惠等非普惠性和不公平政策。这种行为不仅诱发各地低水平重复建设，也导致同类产业项目严重过剩，最终加剧产能冗余和内卷式竞争。

二是地方保护导致市场出清机制失灵。我国实行“生产地课税”制度，即企业生产地在哪里，税收就在哪里。这一机制使得地方税收与本地制造业规模高度绑定，客观上激励地方政府采取多种保护性措施（如设置行政壁垒、限制外地产品流入等），扶持本地企业，扩大税基。其后果是，大量低效企业难以通过市场竞争正常退出，导致“僵尸产能”持续积累。这种现象不仅弱化了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加剧供需结构失衡，也显著扭曲了资源配置效率，造成资源错配和整体经济效率的损失。

三是地方“合成谬误”放大内卷压力。面对百年变局和民族复兴两个大局，中央将产业链安全与科技自立自强上升为国家战略。各地迅速响应布局新质生产力，虽符合国家战略导向和地方最优决策逻辑，但普遍忽视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出现一哄而上、盲目上马现象，如各省“十四五”产业规划中存在大量重复产业（见图8），导致政策“合成谬误”，资源过度向新兴领域或热门赛道集中。以绿色产业为例，2021-2024年间，国内绿色贷款年均增速超过30%（见图9），其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也从疫情前不足10%，大幅攀升至2024年末的36%。大量低成本的资金快速涌入绿色产业等领域，有力支持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但也引发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这不仅造成社会资源错配和巨大浪费，还可能积累债务风险、削弱发展可持续性，加剧系统性内卷风险。

4、新一轮技术革命天然催生“内卷式”竞争

新一轮技术革命在催生产业变革的同时，其内在特性与市场机制相互作用，自然蕴含着“内卷式”竞争的内在逻辑。这是技术高迭代速率和资本强扩张本性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表现为在有限赛道内形成的超密集、高强度的消耗性竞争模式。

一是技术快速迭代与不确定性加剧短期竞争压力。新一轮技术革命最显著的特征是迭代速度呈现指数级增长，导致创新窗口期急剧收窄，企业面临“不创新即淘汰”的生存压力。为保持竞争优势，企业不得不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陷入“研发-应用-迭代”的循环竞速。但短期经营生存压力，致使企业倾向于在现有技术轨道进行边际改进，导致创新资源向狭窄领域集中，形成路径依赖。此外，新兴技术发展初期存在多重技术路线竞争，资本为规避风险往往采取多点布局策略，引发资源分散和重复建设。当主导技术路线显现时，大量沉淀成本需消化，进而引发激烈产能出清。

二是技术创新周期与资本特性共同强化内卷机制。一方面，技术革命催生的新兴产业往往经历“投资过热-产能过剩-市场出清”的周期性波动。在行业上升期，过度乐观预期吸引资本大规模涌入；而当行业进入平稳期后，供给能力已显著超越实际需求增长，出现明显的结构性过剩。这一周期性规律与资本的短期逐利性相互叠加，使行业易陷入内卷式竞争。另一方面，企业为迎合资本追求快速回报与安全边界的偏好，倾向于将资源更多投向短期见效的“微创新”而非原始创新。其结果不仅是创新节奏的扭曲，更进一步加强了整个系统的路径依赖和内卷化趋势，形成难以突破的竞争闭环。

（三）本轮“反内卷”与2015-16年“去产能”的本质区别

本轮“反内卷”被市场类比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主要基于两点相似性：一是政策表述相似。中央财经委提出“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与2015-2016年“三去一降一补”中的“去产能”措辞高度一致。二是宏观表现类似。当前规上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再度跌破75%的国际产能过剩警戒线，PPI连续34个月负增长，产能过剩和价格低迷的宏观场景与2015-2016年如出一辙。

但表象不等于本质，若从“成因、行业、目标”三大维度深入比较，可发现两者存在本质区别。“反内卷”并非“去产能”的简单复制，“去产能”更像一场“外科手术”，侧重于以强力行政手段推动产能快速出清，旨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瘦身健体”；而“反内卷”则更似一场“内科调理”，强调通过法治化、市场化方式规范各类主体行为，着力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以激励有效创新、释放需求潜能，最终为经济“赋能增效”。

1、成因维度：供给过剩 vs 需求不足

2015-16年“去产能”主要源于长期投资扩张所累积的供给过剩矛盾。2003-2014年间，在外需扩张、工业化加速以及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等多重因素推动下，制造业投资持续显著高于名义GDP增速（见图10），形成了大量超前产能。随着刺激政策退潮与外需红利减弱，这部分超前产能逐渐演变为难以消化的刚性供给过剩，其本质是“供给创造”远超“需求承载”，最终导致经济结构失衡。

本轮“反内卷”的根源在于需求不足，且供需失衡程度更为严峻。2020-2024年间，制造业投资增速仅略高于名义GDP增速约1个百分点，表明供给总量扩张已明显放缓，并非经济的主要矛盾。但同期，房地产投资与消费两大需求指标的增速持续低于名义GDP增速（见图11），“需求牵引不足”已成为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与拖累。此外，从供需综合视角看，本轮供需失衡问题更为突出，如疫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快速回落、创历史新低，2024年规上私营企业亏损率已达到2016年的两倍以上（见图12-13），显示企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

价格信号进一步揭示出两轮周期背后的成因差异。2014-15年的价格下行主要表现为PPI持续为负，而CPI保持基本稳定，反映工业部门供给过剩、但终端消费需求仍相对稳健，呈现出典型的“供给冲击”特征。本轮价格则呈现CPI与PPI同步回落，第一、第二及第三产业GDP平减指数普遍走弱，第三产业价格回调幅度甚至超过第二产业（见图14-15）。这一现象表明，当前价格下行已从工业领域蔓延至服务业，凸显出需求不足正成为全面性、跨部门的宏观矛盾，进一步印证本轮经济困境的根源在于“需求牵引不足”。

2、行业维度：集中于上游 vs 全行业蔓延

判断一个行业是否需要去产能或是否出现“内卷”，两个关键指标是产能利用率和价格表现。

从产能利用情况看，2015–16年的去产能主要集中在钢铁、水泥、煤炭等上游行业，而本轮“反内卷”则呈现出更广泛的行业覆盖性，中下游行业的去产能压力尤为突出。根据统计局公布的分行业工业产能利用率数据，2016年上游采矿业和原材料制造业为72.1%，明显低于当时中游装备制造业和下游消费品制造业约75-76%的水平。而疫情之后，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呈现出全面走低的态势，结构上从中下游高于上游逐渐变为上中下游水平接近，2024年以来中游装备制造业甚至一直处于最低位（见图16）。这表明与2015-2016去产能相比，本轮产能过剩的范围更广，且与历史水平相比，中下游的去产能压力相对更大。此外，从固定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固定资产，用来衡量企业资产的利用效率）这一微观指标看，2016年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低于民营企业，而当前则相反，民营企业低于国有企业较多（见图17）。这一转变也进一步说明，本轮反内卷所涉及的市场主体更加多元，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从价格表现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后，上游行业对PPI降幅的贡献接近80%，而近两年中下游行业对PPI降幅的贡献则超过40%。具体而言，2012-2016年期间，PPI曾连续54个月负增长。其中在2013年8月至2016年8月期间（早期部分行业数据缺失），上游采矿业和原材料制造业合计贡献了该时期PPI降幅的78.8%，中下游对PPI降幅的贡献仅占约20%（见图18）。本轮内卷问题兴起以来，国内PPI再度出现连续34个月的负增长，可分为两大阶段：2023年上半年之前，下跌主要受房地产需求收缩影响，集中体现于上游价格回落；2023年下半年起，需求不足矛盾深化，中下游行业内卷压力加剧，价格普遍出现下降，在2023年6月至2025年7月期间对PPI降幅的贡献超过40%（见图18）。此外，从不同制造业类型看，2013-2016年间传统制造业PPI降幅显著超过高技术制造业；而在本轮下行阶段，高技术制造业的价格下降幅度与传统行业大致相当（见图19），这表明当前的内卷现象不再限于传统行业，已蔓延至新兴领域。

3、目标维度：产能出清 vs 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

2015-16年“去产能”和2025年“反内卷”的正式启动，均始于中央财经委会议，随后权威官方媒体相继发表主题社论，系统阐述政策的背景、成因、目标与实施路径（见表2）。对比官方表述，两轮政策在目标设定与推进思路上存在显著差异。

2015年启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侧重于快速出清过剩产能，实现经济“瘦身健体”。2015年中央财经委会议强调“战术上打好歼灭”，明确将“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列为首要任务，传递出坚决清理产能的信号。2016年1月权威人士在《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进一步强调要围绕“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坚定地干、大胆地干”，“确保2016年过剩产能和房地产库存减少”，体现出较强的紧迫性与短期见效倾向，政策风格上更偏重于短期攻坚和行政推动。

2025年提出的“反内卷”治理，则更着眼于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旨在激发市场活力、畅通国内大循环。2025年中央财经委会议明确“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更加注重法治化、市场化手段的运用，并强调要从多方面规范政府行为。《求是》杂志发表的《深刻认识和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一文，进一步提出“整治‘内卷式’竞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整治”，“根本上要着眼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表明本轮政策更注重制度构建和长效机制建立，或呈现出系统性改革举措与多项政策工具协同发力的鲜明特征。

三、关于整治“内卷式”竞争的几点思考

（一）治本之策：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充分释放内需潜能

破除内卷，必须将扩大需求尤其是扩大内需作为战略主攻方向，持续做大蛋糕。一方面，当前转型期出现的阶段性需求不足是本轮内卷的根本原因，若仅从供给端应对内卷问题，不仅难以化解需求约束，还可能导致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叠加，进一步加剧需求不足，企业“存量竞争”压力不降反增。另一方面，参考2015-16年的经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实行需求紧缩，而是坚持供给和需求双侧发力，实践上2016年依托棚改政策推动房地产回暖等需求侧举措，也是当时供给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所在。

但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人口总量见顶及结构老龄化、资源环境压力逼近上限等多重硬约束，加上我国大部分领域“有没有”问题已经解决，当前扩大内需的政策着力点需由传统“投资于物”模式转向“投资于人”，将人的发展作为内需扩张的核心动力。一是投资于人的民生底线，加快构建以常住人口为核心的“人本财政”支出体系，显著提高财政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比例，推动其占GDP比重持续提升，切实释放被抑制的消费需求。二是投资于人的全生命周期，系统设计从婴幼儿照护、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职业能力提升到健康服务、养老保障的一体化政策支持体系，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激活多层次消费潜力。三是投资于人的未来预期，核心在于重塑资产价格信号，一方面要稳住房地产市场，避免资产价格持续下跌形成负财富效应，侵蚀居民消费意愿；另一方面要积极提振股市，培育可持续的财富效应，引导社会形成对中长期经济的稳定乐观预期，为扩大消费和科技创新注入确定性。

（二）关键之举：深化财税与绩效改革，规范政府行为边界

地方政府“越位”干预市场竞争，既扭曲资源配置，又加剧存量博弈，是本轮内卷式竞争的重要推手。其深层根源在于地方财力下降导致的短期逐利冲动，以及现行考核体系对规模扩张的路径依赖。因此，必须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有效约束政府“有形之手”，让市场“无形之手”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其中，财税体制改革与绩效评价体系优化是两项核心举措。

一是以财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从根源弱化地方投资冲动。其一，厘清各级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将跨区域、外溢性强的公共事务上移至中央承担，切实减轻地方事权与支出压力。这既有助于减少地方对“土地财政”和重复建设的依赖，也为打破地方保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制度保障。其二，在中央立法和税权统一的前提下，依法有序下放部分地方税权，拓宽财产税、消费税等稳定税源，降低地方对生产环节税收的过度依赖，倒逼地方政府把重心转向营商环境优化和公共服务提升，实现由“抓项目、争税源”向“优服务、育税基”转变。

二是以绩效评价体系改革为牵引，推动地方政府行为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应加快构建更加科学、多元的政绩考核体系，显著降低GDP增速等规模类指标的权重，相应提高科技创新、生态环保、民生改善等质量性指标的考核占比。借助指挥棒的引导效应，推动地方政府从“争项目、抢税源”的存量博弈，转向“优环境、促创新”的质量竞赛，最终营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三）长远之计：构建适配科创支撑体系，推动供给提质升级

本轮内卷式竞争，很大程度上源于供给体系未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快速升级。破解这一局面，必须系统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内核、标准提升为牵引、制度创新为保障的新型供给体系，推动产业在动态匹配需求中实现跨越升级。

一是强化标准引领与制度保障，推动传统产业从“规模导向”转向“需求导向”。加快制定和更新覆盖技术、能耗、质量等多维度的国家与行业标准，加强标准实施与应用监督，以更高标准倒逼传统产业从规模化生产迈向高质量、定制化、绿色化供给，增强对国内消费升级的适配能力。同时，建立健全转型支撑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激励企业加大研发与差异化创新，并探索建立转型风险分担机制，切实降低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成本与试错风险，以制度创新破解“不敢转、不会转”的难题。

二是构建与技术快速迭代相适配的科创支撑体系，强化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针对新兴领域技术更新快、不确定性高的特点，应尊重技术发展规律，避免简单化、短视化的行政干预，着力增强对原始创新和高风险技术的制度包容性。通过拓宽融资渠道、开放应用场景、完善容错机制等方式，助力企业突破技术转化瓶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科技、产业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四）当务之急：强化法治与行业自律，划定竞争监管“红绿灯”

当前“内卷式”竞争已从局部价格战演化为跨行业、全链条的系统性问题，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遏制其蔓延与恶化，防止市场主体陷入无休止的消耗。但中央明确强调“依法依规治理低价无序竞争”，意味着监管既要果断出手、遏制乱象，也要避免“一刀切”式干预。法治与行业自律正成为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组合，法治划定底线、形成震慑，行业自律提升标准、凝聚共识，二者协同可为市场主体提供清晰、可预期的行为导向。

在法治层面，加快设立竞争“红绿灯”机制，构建清晰、稳定、可预期的规则体系。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通过法律明确“禁止什么”和“允许什么”，设立清晰的市场行为边界。“红灯”代表严格禁区，应重点强化《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执法，明确禁止低于成本倾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形成“不敢卷、不能卷”的法治威慑。“绿灯”则代表鼓励方向，需通过出台合规指引、设置负面清单豁免机制等方式，明确支持创新行为与良性竞争，引导企业主动合规、健康发展，推动实现从“被动避责”到“主动合规”的转变。

在行业自律层面，应充分发挥协会与龙头企业的双向引领作用。一方面，支持传统产业协会职能升级，加快补全新兴业态行业组织空白，支持其制定团体标准、自律公约和风险预警机制，倡导高于法律底线的行业规范。另一方面，强化链主企业、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鼓励其通过采购自律、签订长期协议等方式，带动上下游共同抵制恶性竞争，构建可持续、共发展的产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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