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士献上同一妙计，袁绍拒绝而曹操采纳，从此高下立判

当关西的董卓与益州的刘焉暂时进入相持阶段时，关东大地已陷入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在这片纷乱中，逐渐浮现出一条清晰的脉络——袁绍与袁术兄弟二人的对决，正演变为这场乱世的主导力量。

袁绍虽在最初与董卓的较量中受挫，但其声望与号召力依然获得了关东士族的广泛认可。尤其当袁术收容了行事不羁的孙坚后，更多士族人才转而投奔袁绍阵营，使他逐渐掌握了舆论高地。面对这一局面，袁术索性另辟蹊径，广纳山贼、流寇乃至黄巾余部，形成了一支与众不同的联盟力量。随着董卓势力退出关东，这场兄弟阋墙的戏码正式拉开序幕。

当袁术走出联合孙坚这步险棋时，袁绍已在谋划更大的布局。他与冀州牧韩馥密议，欲立幽州牧刘虞为新帝。为此，袁绍特意征求曹操的意见。曹操直言反对：“我们因董卓暴虐而起兵，天下响应。如今天子年幼受制，并无失德之处，岂能轻易废立？”然而袁绍心意已决，甚至私刻玉印，声称天象昭示刘虞当为天子。

这场立新帝的闹剧最终因袁术的反对而告吹。身处南阳的袁术以朝廷后将军的身份，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其兄的提议。此刻的袁术占据着富庶的南阳郡，麾下有孙坚这等猛将，又结交了幽州的公孙瓒作为外援，对远在河内、依赖韩馥供给粮草的袁绍形成了压制之势。

兄弟二人的矛盾从政见分歧逐渐升级为人身攻击。袁术在给公孙瓒的信中竟称“绍非袁氏子”，试图从根源上否定袁绍的家族正统性。这一举动标志着二袁关系的彻底破裂，也为接下来的冲突埋下伏笔。

恰在此时，荆州风云再起。当孙坚在西部与董卓军周旋时，袁绍联合曹操袭击了孙坚在豫州的根据地。孙坚迅速回师击退来犯之敌，随后与袁术将矛头转向荆州刘表。这一战略转变背后有着双重考量：一方面，刘表与袁绍结盟，对袁术构成直接威胁；另一方面，孙坚也意识到豫州地处四战之地，难以固守，而荆州相对易守难攻，更具战略价值。

然而这场即将爆发的荆州争夺战，其意义远不止于地盘之争。它标志着关东诸侯从共同讨董转向内部混战，乱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方势力都在重新评估敌友关系，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

在这场权力重构中，每个人的选择都显得至关重要。曹操坚守自己的政治立场，不随波逐流；公孙瓒利用二袁矛盾扩大自身影响力；而刘表则凭借其政治智慧，在乱局中稳守荆州。所有这些动向，共同勾勒出一幅复杂多变的权力图谱。

当孙坚和袁术的联军指向荆州时，他们或许未曾料到，这个决定将引发怎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乱世中的每一步棋，都可能在远方激起意想不到的波澜。而真正的智者，不仅要看清眼前的局势，更要预见到未来可能的变化。

孙坚与袁术各自怀揣着不同的盘算，却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挥师南下，剑指荆州。尽管孙坚在过去一年里树敌众多却收获有限，但这头猛虎依旧势不可挡。他在邓城、樊城接连击溃刘表部将黄祖，大军渡过汉水，直逼襄阳城下。

黄祖企图发动突袭挽回败局，却再次被孙坚击溃。得胜的孙坚率军紧追不舍，战局看似已无悬念。按照这般势头，攻克襄阳只是时间问题。然而战局在公元191年四月发生了戏剧性逆转。

当孙坚追击黄祖至岘山时，这位久经沙场的将领犯下了致命的疏忽。他单枪匹马深入险地，被黄祖的伏兵乱箭射杀。关于孙坚的死期，《汉纪》与《吴历》均记载为初平二年（191年），裴松之经过详细考证也采纳此说，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同样选择了这个时间点。

这位叱咤风云的猛将就这样仓促退出了历史舞台。作为全军统帅，孙坚却做出如此冒险的举动，令人扼腕之余，也透露出某种必然。他一生征战所向披靡，渐渐滋生出战无不胜的错觉。在这种"只会给他人带来噩梦"的优越感驱使下，难免会放松警惕，最终在一支冷箭中结束传奇一生。

《道德经》有言："强梁者不得其死。"这句话在孙坚身上得到了印证。当一个人凭借强横手段屡屡得逞时，往往会陷入自以为是的误区。史书中类似的人物，往往都难逃突然陨落的命运。

孙坚以其"勇挚刚毅"的作风从微末中崛起，因坚决抗董而获得"忠壮之烈"的历史评价。但纵观其一生，他所经之处无不留下破坏的痕迹。对待异己势力从不妥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种作风恰如当年吴氏族人对他的评价——"轻狡"二字，或许才是他最真实的写照。

孙坚虽已逝去，但他的骁勇传承给了长子。父亲对子女性格塑造的影响至关重要，当子女将父亲视为榜样时，其处世方式与性格特质往往会得以延续。孙坚留给长子的不仅是军事才能，更有相似的性格与命运轨迹。

裴松之在评述孙坚父子结局时，引用了孙盛的一段话，意味深长地指出：依靠暴力手段建立的基业，如同建在流沙之上的城堡，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土崩瓦解。这番话，或许是对孙坚一生最深刻的诠释。

当孙坚战死岘山的消息传开，荆州局势顿时逆转。刘表得以稳固对荆襄地区的控制，而袁术则失去了最得力的战将。汉水天险如同一道天然屏障，阻挡了袁术南下的脚步。历史往往充满巧合——就在袁术势力受挫的191年，北方的袁绍开始了他鲸吞冀州的计划。

袁绍在尝试拥立刘虞为新帝的计划受阻后，将注意力转向了富庶的冀州。此时的冀州牧韩馥已经经营此地一年多，但始终感受到袁绍的威胁。自从袁绍屯兵河内，曹操、张杨等豪杰纷纷前来投奔，这让提供粮草的韩馥颇感不满。他逐渐减少对袁绍的粮草供应，试图削弱其势力。

袁绍则趁机采取行动。当韩馥部将麹义反叛时，袁绍立即与之结盟，同时联络公孙瓒约定共取冀州。在南北夹击的形势下，韩馥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时，袁绍派出的说客陆续抵达邺城。以陈留高幹、颍川荀谌为代表的士族精英对韩馥展开游说。他们以公孙瓒的军事威胁和袁绍的声威为筹码，巧妙地将"让贤"包装成明智之举。荀谌对韩馥说："冀州乃天下重地，若两雄并力来攻，形势危矣。袁氏为君故交，不如让之，既可保全名声，又能得袁氏厚待。"

面对这番劝说，韩馥的部下们极力反对。长史耿武等人指出："冀州兵精粮足，若断其粮饷，袁绍不日自溃。"甚至都督赵浮率领万人水军示威般经过袁绍驻地，回来后向韩馥请战："袁军缺粮，士气低落，愿率部击之，十日必破。"

但韩馥最终选择了退让。他的理由耐人寻味："吾本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这番话透露出袁氏家族百年积累的声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当韩馥派儿子将冀州印信送给袁绍时，这场权力交接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了。

袁绍得到冀州后，广平人沮授为他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他提出"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的战略构想，这与袁绍做"第二个刘秀"的抱负不谋而合。更深远的是，沮授首次提出了"迎大驾而令天下"的设想，这比后来著名的"挟天子而令诸侯"早了四年。

然而袁绍只部分采纳了沮授的建议。他对迎奉天子显得犹豫不决，这种态度有其历史渊源：此前袁绍曾杀害董卓派来的士族使臣，与朝廷结怨；后又谋划另立新帝，与长安朝廷关系紧张。

沮授的远见在于他认识到政治正统性的价值。河北地区资源丰富，若能得到天子这面旗帜，几乎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袁绍的规划中，始终没有给那位被困长安的年轻皇帝留出位置。

历史即将证明，政治人物能否在关键时刻调整策略，往往决定其事业的成败。四年后，当迎奉天子的机会真正来临时，袁绍面临的选择将检验其政治智慧。而此刻，他正沉浸在掌控冀州的喜悦中，尚未意识到那个被囚禁在长安的皇帝，将会成为决定天下归属的关键因素。

在这场权力博弈中，每个参与者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出牌。袁绍执着于重现光武帝的伟业，沮授洞察到政治正统性的战略价值，而远在长安的献帝，则等待着能改变他命运的那个人出现。乱世的精彩，正源于这些不同战略眼光之间的碰撞与较量。

当沮授向袁绍提出“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的战略构想时，这番话深深打动了这位冀州新主。这个规划与袁绍离开洛阳后立志做“第二个刘秀”的抱负不谋而合。更难得的是，沮授不仅看到了称霸河北的可能性，还进一步提出了“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的深远谋划——这实际上是史籍中最早出现的“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战略雏形。

这位谋士为袁绍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道路：先巩固河北根基，再迎奉天子，借助汉室正统号令天下。以河北地区的人口资源和袁氏家族四世三公的声望，若按此方案行事，确实胜算颇大。然而袁绍虽然对前一阶段计划深感赞同，对后一部分却显得犹豫不决。

这种迟疑有其历史缘由。早在献帝西迁长安时，董卓曾派出一批士族官员前来劝和。这些人本与袁绍同属一个圈子，但因袁氏家族刚遭董卓毒手，袁绍在盛怒之下，指使王匡将他们处死。这些官员名义上仍是汉臣，这一举动使得袁绍与长安朝廷结下第一道裂痕。随后，他又谋划拥立刘虞为帝，尽管未获成功，却进一步加深了与正统朝廷的对立。

从袁绍的立场看，这些选择似乎合情合理。献帝被困长安，完全受制于董卓，在他看来已无挽回余地。与其受制于人，不如另立新君，掌握主动。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局势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机。四年之后，当曹操即将实施类似战略时，沮授再次向袁绍提出了“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建议。此时形势已变，天子脱离了董卓控制，迎来了迎接的最佳时机。

但此时的袁绍面临一个更为复杂的抉择：他是否愿意修补与汉室的关系？是否能够放下之前与朝廷的对立姿态？这个看似简单的选择，实则考验着一个政治家的胸襟与远见。在乱世之中，坚持既定路线固然重要，但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策略的智慧更为可贵。

沮授的远见卓识在于他早早预见到了政治正统性的价值。他明白，在群雄逐鹿的乱局中，谁能够掌握天子这面旗帜，谁就能在道义和战略上占据制高点。可惜的是，袁绍虽然欣赏这位谋士的才能，却未能完全领会其战略思想的精髓。

这一决策的后果将在未来的岁月中逐渐显现。当曹操通过迎奉天子获得巨大政治优势时，袁绍或许会回想起沮授当年的建议。历史往往就在这样的关键抉择中悄然改变方向，而每个决策者都不得不承担自己选择带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