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起与迟疑：探寻现代社会“不敢扶”背后的信任困局

秋末的街头，一位老人提着菜篮踉跄倒地，塑料袋里的萝卜滚了一地。路过的年轻人下意识地加快脚步，又猛地停住——他摸出手机打开录像，快步上前却不敢贸然伸手，先对着老人的状态拍了几秒，才轻声问“您能自己起来吗？要不要帮您叫救护车？”这样的场景，没有冷漠，却藏着一种让人心酸的谨慎：我们不是不愿扶，是不敢轻易卸下“防备”去扶。

“不敢扶”的背后，是一个个曾刺痛公众的真实故事，它们像一道道浅痕，慢慢叠成了心里的“防火墙”。2006年的彭宇案，即便多年后真相澄清是双方发生碰撞，可庭审里那句“你没撞人为什么要扶”，还是像一根刺扎进了很多人心里。人们怕的不是扶人本身，是怕自己的善意被曲解成“ guilty by association ”（关联定罪）——就像2013年江苏南通的殷红彬，开车时看到老人倒地，停车下去搀扶，却被老人家属指认为肇事者，最后还是靠车载记录仪的视频，才洗清了嫌疑。那段时间，网上流传着一句无奈的调侃：“扶老人前，先看看兜里有没有装记录仪。”

更让人心里发沉的，是那些“善意被辜负”的细节。2017年河南郑州，大学生小闫看到老人摔倒，跑过去扶起来还陪去医院，结果老人家属来了就抓住他不放，说“不是你撞的，你会这么好心？”小闫后来回忆，他当时浑身发抖，觉得自己的好心像被泼了盆冷水，“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我可能会先找证人，再敢上去”。还有2020年广东佛山的一位店主，看到门口老人摔倒，赶紧喊人一起扶，还垫付了医药费，可老人醒后第一句话却是“是他们撞的我”，直到旁边商铺的监控调出来，老人才沉默。这些故事里，没有十恶不赦的坏人，却有着最真实的人性困境：老人怕承担高额医疗费，家属怕没人负责，而扶人者怕自己成了“替罪羊”，最后，善意就在这些“怕”里，慢慢变得犹豫。

其实谁不想做那个“毫不犹豫伸出手”的人呢？我们都记得小时候，课本里教“助人为乐”，看到老人摔倒，会本能地跑过去；我们也听过老一辈讲，过去在胡同里，谁家老人崴了脚，街坊四邻都会抢着扶回家，端水拿药，根本不会想“会不会被讹”。那时候的信任，是“熟人社会”给的底气——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谁也不会做昧良心的事。可现在呢？我们住在高楼里，对门的邻居可能都不认识；走在大街上，身边都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没有了“熟人见证”的安全感，“怕惹麻烦”就成了第一反应。就像有人说的：“不是我变冷漠了，是我承担不起‘好心办坏事’的代价——我一个月工资就几千块，要是被讹上，可能半年都白干了。”

但如果只把“不敢扶”归为“人心凉了”，又太片面。那些藏在迟疑背后的，还有未熄灭的善意。2021年浙江杭州，一位老人倒地后，十几个路人围了过来，有人喊“大家一起扶，我录着像呢”，然后几个人一起上前，小心翼翼地把老人扶到路边；2022年四川成都，一位外卖小哥看到老人摔倒，没有直接扶，而是先停下车，把自己的外卖箱移到老人身边做警示，再拿出手机录像，然后才上前询问。这些画面里，有谨慎，却没有冷漠——人们不是不想帮，是想“安全地帮”，是想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不辜负别人的困境。

说到底，“不敢扶老人”从来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现代社会发展中，信任机制、保障体系与人性需求碰撞出的难题。我们怕的不是扶老人这个动作，是怕善意没有兜底，怕付出没有好结果。所以这些年，才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出台“好人法”，明确规定见义勇为者不承担民事责任；才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在街头安装监控，为善意留下证据；才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报道那些“扶人后被感谢”的温暖故事——就像2023年山东青岛，一位老人被小伙子扶起后，特意让家人找到小伙子，送了一面锦旗，说“不能让好心人寒了心”。

或许，破解“不敢扶”的困局，需要的不只是法律的“撑腰”，还有我们每个人心里的“软一点”——对老人多一点理解，知道他们可能怕花钱、怕麻烦；对扶人者多一点信任，别轻易用“肯定是你撞的”去揣测。终有一天，我们希望看到的场景是：街头有老人倒地，有人第一时间冲上去扶，有人主动打电话叫救护车，有人在旁边帮忙照看东西，没有犹豫，没有录像，只有一句“大爷，您没事吧？”——因为那时我们都知道，善意不会被辜负，好人不会被冤枉，这才是一个社会最该有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