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洋务，也不守旧，晚清的“清流派”到底想干什么

晚清的政治舞台，总归不像现在讲究透明度和责任制。那时所有人都明里暗里心思各异，团团伙伙站队扯皮。不存在什么“清流”“浊流”这些说法，归根结底，不过是大家脑子里主见不同，弄来些好听的词，说白了，把自己捧得比别人高就有理？李鸿章首创“清流”一词，他本来不算体制核心，却先打出这种“道德高地”招牌，有了这张为自己遮风挡雨、凝聚人脉的“尚方宝剑”，一下子引得无数文士趋之若鹜！

可讲道德就真能当饭吃？不能。李鸿章之所以搞清流，首先是他根基浅，军机大臣却被八旗各系上下钳制。想结交同路人，得先让手下言官觉得跟他混不会丢脸。洋务已然风头正盛，朝堂舆论几乎被“要师夷长技”、“要招商设厂”占尽。他把“台谏词垣”包装出来，明面上倡导清正无私，实际是想借口号聚众，扩张势力。最妙的是这“清流”本来是好词——德高望重、独立为人。可流于表面后，谁都能套用，不论是清廉君子还是蛇蝎小人。

这样的标签一旦成为独立门派，光环遮蔽下的阴影也随之加重。晚清体制趋于复杂，每个堂口都有唱戏的。有人主张买洋枪、学高铁，立体海关。有人念念不忘旧道统，祖宗法不能改。书生多清高，总端着一副“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气派，一说“清流”，面子里子都顾上了。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古代士大夫真瞧不起商贾，动不动嘲笑人家铜臭味重，还美其名曰“耻利”——不等于他们就比商人更清白？多半也是拐个弯要官帽子、图出人头地。

事情走到清朝中后期，八旗讲排场讲血统。汉人本无立锥之地，洋务派才逐渐沾边。朝野对立明显：有的人信守祖训，有的主张开明变法，交织错乱。如果说陈藩、东林这些历史牛人嘴上喊清流，但行动上呢？做事为己居多。清朝末年时八旗借地方官员平定太平天国，实际自己元气也伤得够呛。地方势力趁机壮大，那些自诩名士的清流派又回来了。要说这纯属偶然吗？反正老太太慈禧不傻，她稳稳抓着朝堂权柄，不让恭亲王一家独大，就得给这些“道德君子”们一点出头的机会。

老太太下了“广开言路”的圣旨，言官借法得以弹劾百官，翰林院、都察院言路大开。清流派如同野青草疯长，事情突然变得热闹。其实大清这会儿也闹心，军机大权在南北李沈二人手里。李鸿章反对沈桂芬，用一班清流言官作打手。他们有时候其实也懒得管皇上想啥，逮着点就参人，弹劾成风。

说他们机灵有余，也得承认偶尔顶事。张之洞、张佩纶、宝廷、陈宝琛，这四位叫“清流四谏”。脾气倔，各有章法。讽刺的是，“清流”明着反对铜臭气，暗里结党营私。比作青牛，是说倔强，其实有点风马牛不相及。李鸿章说清流自诩“维持圣人之道”，但谁当真把儒家训诫奉为圭臬？合理吗？这是问题。

讲义务、讲气节，有时也真做了点实事。同治年间圆明园修缮，李鸿章和清流派联手力谏，朝堂争吵不休。没跑，还是被慈禧太后一锤定音，只是这帮清流士大夫不肯罢休，居然拖了一年，最后皇家也只得缩规模、降预算。闹哄哄一场，该停手时能停手。张之洞那回李顺三案，清流派也敢拍桌子跟太后叫板。侍卫没背黑锅，太监被打。这种事不少见，那会子大人物要个说法，底下人不少被牵连。

话说到这里，有必要承认：“清流派看起来风光，不能全信。”他们的行为很多和儒家那一套挂钩，礼法和忠君当成金科玉律，但处理技术引进、外交、新政时彷徨不决，左右徘徊。清流派不像守旧党拒绝一切洋玩意儿，他们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同时对洋务派骨子里犯嘀咕——嫌弃贪利、不爱国。不是鸡蛋里挑骨头，但他们的确把“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当成光彩，可有时候未免矫枉过正。

再说清流派分子之间其实也乱，今天攻李鸿章，明天说沈桂芬坏话。吃相有点难看。何况清流自己观点分裂，一派保守不变，一派见识中外，痴迷自嗨，有冲突。甲午战败后，他们有的转投变法，有的沉溺于空谈。等到戊戌维新惨败，一切都散伙，清流派名存实亡。这也没啥，历史更替一代代，清流这种人各朝都有。

很多人觉得清流派如果活在别的时代，也许真成就不小。只可惜晚清这摊烂泥，搅什么都染苍蝇。士大夫崇信经学，忠君报国，讲情操情怀。可遇上外患内乱，难道真能凭话头管用？太多时候清流派陷入“只讲规则不管效果”，到了绝路才想折衷，迟了。

其实有时候说他们和浊流没两样也不是胡扯。清流有清流的矫饰，浊流有浊流的道理。谁主谁次，依着局势流动，翻脸比翻书还快。不妨说清流派既是枷锁，也是刀鞘。管得了几时？管得了几个人？一群人凑在一起，总归成不了什么天大的气候。

只是转过头来看，经历大变局时，这些人吐吐槽、谏言几句，偶尔真把大事掰正了一点。可历史过去了，他们留下的究竟是风骨，还是一地鸡毛？谁能说清呢。

折腾来折腾去，晚清的官场清流、浊流名义上对立，实则是利益和理念的翻炒转换，那些士大夫是现实的产物，也是局势的材料。至于最后谁能被记住，是运气，还是真本事？谁也没谱，历史说破天都得靠那点机会混来的，哪里有绝对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