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77岁老人死在家中一年半 被发现时已成白骨 两个儿子竟早已

那股味儿，是从602飘出来的。

不是夏天垃圾桶没倒的馊味，也不是死老鼠的腐臭，那是一种更复杂，更……有穿透力的味道。

像一块被遗忘在角落里几十年的咸鱼，又被岁月的水汽反复浸泡，最后混杂了灰尘、霉菌和一种说不清的、类似时间本身的陈腐气息。

第一个找上门的是502的周姐。

她一手捏着鼻子，一手拎着一串还在滴水的女士内衣，站在我们居委会办公室门口，嗓门比高音喇叭还亮。

“陈洁！你们管不管啊！楼上天天滴黑水，臭得要死，我这刚洗的衣服全毁了！”

我正埋头处理一份关于小区停车位纠纷的报告，密密麻麻的字看得我头昏脑涨。

“周姐，慢点说，哪一栋？”

“还能是哪一栋！12号楼！602！那个孤老头家！”

602。梁为民。

这个名字在我脑子里过了一下，像一颗投进深潭的石子，没激起半点涟漪。

档案里有他，七十多岁，退休工程师，两个儿子都在国外。除此之外，一片空白。

他属于我们社区里最“省事”的那一类居民。

不跳广场舞，不养狗，不跟邻居吵架，也从不来居委会找麻烦。

像一个沉默的影子，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放下笔，揉了揉太阳穴。

“行，周姐，我跟你过去看看。”

这种邻里间的“破事儿”，就是我的日常。

到了12号楼下，那股味儿更浓了。

是一种悬浮在空气里的、挥之不去的背景音。不，背景味。

保安老王靠在门禁旁打瞌睡，被我叫醒时一脸不耐烦。

“陈主任，又是啥事啊？”

“老王，602什么情况？最近见着梁大爷出门吗？”

老王挠了挠油腻的头皮，眯着眼睛想了半天。

“梁大爷？好像……很久没见着了。他那人本来就不爱出门，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

很久是多久？

我心里咯噔一下。

周姐在旁边插嘴：“可不是嘛！以前偶尔还能看到他在窗户边站站，现在大半年连个鬼影都看不到！窗帘都拉得死死的！”

我们上了楼。

楼道里光线昏暗，声控灯坏了半边，一闪一闪的，像恐怖片的前奏。

越靠近602，那股味道就越是具体，越是刺鼻。

它不再是模糊的陈腐，而是带着一种……生命的终极腐败感。

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602的门是那种老式的暗红色防盗门，门上贴着一张已经褪色发黄的“福”字，边角都翘了起来。

门缝底下，隐隐能看到一小滩暗褐色的、已经干涸的液体痕迹。

周姐指着那痕迹，声音都变调了。

“看！就是这玩意儿！往下渗！滴到我家阳台上的！”

我敲了敲门。

咚，咚，咚。

声音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沉闷，没有生气。

“梁大爷？您在家吗？我是居委会的小陈。”

没人应。

我又加重了力气，几乎是用砸的。

“梁大爷！开门啊！梁为民！”

除了我自己手掌的痛感，门后依旧死寂一片。

一种不祥的预感，像冰冷的藤蔓，从我的脚底迅速爬满全身。

我回头对老王说：“报警吧。”

老王也慌了神，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

警察来得很快。

一个年轻的，一个年长的。

年轻的那个叫小张，一脸严肃，程序走得一丝不苟。

“确定联系不上家人吗？”

我摇头：“他儿子都在国外，我们只有个很多年前的登记电话，打不通。”

“邻居呢？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周姐和几个闻声出来的邻居七嘴八舌。

“得有一年多了吧？”

“差不多，去年过年好像就没见他贴新春联。”

“他那人孤僻得很，谁跟他说话啊。”

一年多。

这三个字像三根针，扎在我耳朵里。

年长的老警察皱着眉，绕着门走了一圈，最后指了指门锁。

“找开锁师傅吧。”

开锁师傅是个精瘦的汉子，工具箱一打开，叮叮当当。

他先是探头在猫眼上看了看，又凑到门缝闻了闻，立马弹开，脸色发白。

“乖乖……这味儿……”

他没再多话，埋头开始鼓捣。

电钻发出刺耳的尖叫，在楼道里无限回荡。

我的心也跟着那钻头，一点点被钻开一个洞，冷风嗖嗖地往里灌。

周围的邻居越聚越多，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好奇、惊恐和一丝事不关己的兴奋。

“咔哒。”

一声轻响，锁开了。

老警察推开门。

一股浓烈到几乎凝成实质的恶臭，像一头被囚禁已久的猛兽，轰然冲出。

冲在最前面的周姐“哇”的一声就吐了。

我也没忍住，捂着嘴冲到楼梯间，干呕了半天，眼泪都出来了。

那不是任何我认知范围内的气味。

那是死亡本身的味道。

缓过劲来，我跟着警察，颤颤巍巍地走了进去。

客厅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屋里一片昏暗。

借着手电筒的光，能看到地上、家具上，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

空气里飘浮着无数细小的尘埃，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雪。

地上有很多干涸的液体痕迹，纵横交错，像一张诡异的地图。

客厅的沙发上，有一个人形的轮廓。

不，不能说是人形了。

那是一具……白骨。

白骨穿着一身已经看不出原来颜色的睡衣，睡衣和骨头几乎融为一体，以一个非常扭曲的姿势瘫在沙发上。

头骨歪向一边，黑洞洞的眼窝对着电视机。

电视机没开。

茶几上，放着一个泡面碗，里面还有已经变成黑褐色硬块的残渣。

旁边是一台落满灰尘的固定电话，听筒掉在地上。

那画面，荒诞，恐怖，又透着一股极致的悲凉。

我脑子一片空白，所有的思维都停摆了。

我只记得小张警官在旁边低声说了一句：“法医鉴定，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一年半以上。”

一年半。

春夏秋冬，一个轮回又过了一半。

这个城市依然车水马龙，我们这个小区依然人声鼎沸，邻居们依然为停车位和漏水吵得不可开交。

而他，梁为民，就在这片喧嚣中，在距离我们不到十米的地方，安静地变成了一具白骨。

没人知道。

没人关心。

我突然觉得手脚冰凉。

这股寒意，比刚才那股尸臭更让我不寒而栗。

接下来的几天，我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混乱和自我怀疑中。

602被贴上了封条，但那股味道，似乎已经渗进了整栋楼的砖墙里，也渗进了我的鼻腔，我的记忆。

我吃饭的时候会想起那个泡面碗。

我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会想起那具白骨。

我甚至开始神经质地去敲我们楼里几个独居老人的门，直到对方不耐烦地打开门，骂我一句“”，我才能松一口气。

我的工作，变成了围绕梁为民展开。

我要负责联系他的家人。

这是程序，也是我此刻唯一想做，并且必须做的事。

我翻遍了居委会所有的陈年档案，那些发黄的、边缘卷曲的纸张，散发着和602里相似的陈腐气息。

终于，在一张2008年的人口普查登记表上，我找到了他两个儿子的名字和当年的联系方式。

大儿子，梁建军。

小儿子，梁建国。

名字充满了那个年代的烙印。

我先拨了梁建军的号码。

一个机械的英文女声传来：“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意料之中。

我又拨了梁建国的。

这次，响了很久之后，通了。

电话那头是一个有些不耐烦的男声，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但夹杂着几个英文单词。

“Hello? Who’s this?”

我清了清嗓子，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而官方。

“您好，请问是梁建国先生吗？我是广州市越秀区XX街道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我姓陈。”

对方沉默了几秒，语气里充满了警惕。

“居委会？找我干什么？我早就出国了，户口都不在那儿了。”

“是这样的，梁先生。我们想跟您核实一下您父亲，梁为民先生的情况。”

“我爸？”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意外，但没有任何情绪波动，“他怎么了？他不是一个人住得好好的吗？我们每个月都给他打钱的。”

“打钱”两个字，他说得特别重，像是在强调一种责任的履行。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把那些翻涌的情绪压下去。

“梁先生，请您做好心理准备。”

“你父亲……他去世了。”

电话那头，长久的沉默。

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喂？梁先生？您还在听吗？”

“……去世了？”他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变化，但那不是悲伤，更像是一种……麻烦来了的烦躁，“什么时候的事？什么病？”

我握着电话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不是生病。是在家里被发现的。”

“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很久了。”

我实在说不出“变成白骨”这几个字。

我觉得那太残忍了，即使是对着电话那头这个冷漠的儿子。

“很久是多久？”他追问。

“根据法医鉴定，死亡时间，大概在一年半以前。”

我说完这句话，死死地咬住了嘴唇。

我等着。

等着电话那头哪怕一丝一毫的震惊、悲痛、悔恨。

哪怕是一句粗口。

都没有。

又是长久的沉默。

然后，我听到了他长长地、如释重负般地，叹了一口气。

“……知道了。”

就这三个字。

知道了。

没有问为什么会这样，没有问父亲临死前是什么样子，没有问任何细节。

仿佛他听到的不是自己父亲的死讯，而是一个无关紧t要的天气预报。

我的火气“蹭”地一下就上来了。

“知道了？梁先生，您父亲死在家里一年半，都成了一具白骨！您就一句‘知道了’？”

我的声音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尖利。

电话那头的梁建国似乎被我的激动吓了一跳。

“哎，你这个同志怎么说话的？你冲我嚷嚷什么？”

“我们离那么远，美国！你知道吗？飞回来要十几个小时！我们也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我们也很忙的！”

“我们每个月都给他打了钱，一分没少！是他自己脾气怪，不肯接我们电话，也不愿意请保姆！我们有什么办法？”

他的声音也大了起来，充满了委屈和辩解。

那些话，像一把把钝刀子，一下下地戳在我的心上。

是啊，他们忙。

他们远。

他们给了钱。

所以，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养育了他们的父亲，就理所应当地，在无尽的孤独里，腐烂成一堆骨头。

我气得浑身发抖，几乎说不出话。

“钱？你以为钱就是一切吗？他一个人死在家里的时候，你那些钱能变成一个人，陪他说句话吗？”

“他电话听筒都掉在地上了！他可能是想求救的！你知道吗！”

“行了行了，”他粗暴地打断我，“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现在人没了，要怎么办？后事怎么处理？是不是要我们回去？我这边工作很忙，不一定请得到假。”

我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快凝固了。

这是一个儿子，在得知父亲惨死后，第一反应是“后事怎么办”，“自己请不到假”。

我突然觉得无比的悲哀。

为梁大爷，也为这两个所谓的“儿子”。

“警方需要家属回来处理后事，确认遗体，办理死亡证明。”我用尽全身力气，把声音恢复到冰冷的公事公办的语调。

“我会把警方的联系方式发给你。你和你哥哥梁建军先生商量一下，尽快给我们一个答复。”

“我哥？我好久没联系他了，他在加拿大，我们有时差的。”

我没再理会他的借口，直接挂了电话。

手机扔在桌上，我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瘫在椅子上。

窗外，广州的夏天依旧燥热，知了声嘶力竭地叫着，搅得人心烦意乱。

我突然很想哭。

接下来的几天，是漫长的等待。

梁建国那边，像石沉大海，再无音信。

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盯着手机，看有没有来自国外的陌生号码。

没有。

小张警官那边也催了我几次。

“陈姐，家属怎么说？遗体还存放在法医中心，不能一直这么放着。”

我只能无奈地告诉他：“在联系了，有时差，可能没那么快。”

这种借口，连我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

为了找到更多关于梁大V民的信息，我开始在小区里“走访”。

其实就是跟那些大爷大妈们聊天。

“梁工啊，可惜了。”住在对门的李阿姨叹着气说。

她是为数不多和梁为民有过一些交集的人。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刚退休那会儿，人精神着呢，天天去公园下棋，还参加过我们社区的书法班，字写得漂亮哦！”

“那后来怎么……”

“还不是因为他那两个儿子！”李阿姨一拍大腿，声音高了八度，“一个个都出息了，飞到国外去了，几年都不回来一趟！老头子嘴上不说，心里苦啊。”

“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就他一个人。我给他送了盘饺子过去，他开门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的。”

“他那两个儿子，就是白眼狼！只知道寄钱，寄钱有什么用？老头子缺那点钱吗？他缺的是人啊！”

李阿姨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梁为民那个封闭世界的一角。

我仿佛看到了那个曾经精神矍铄的梁工，如何在日复一日的等待和失望中，慢慢变得孤僻，沉默，最后把自己彻底锁起来。

我还从物业那里调取了602近几年的水电费缴纳记录。

记录显示，直到一年半以前，每个月的水电费都准时缴纳。

是通过银行卡自动扣费的。

也就是说，只要卡里有钱，即使人已经不在了，这个家，在账面上，依然在“正常运转”。

多么讽刺。

现代化的支付系统，维持着一个死亡的假象。

而那张银行卡里，躺着的，应该就是他儿子引以为傲的、按月打来的“赡养费”。

那些钱，没能为他换来一碗热饭，一句问候，却在他死后，忠实地为他空无一人的房子，支付了一年半的水电费。

我看着那张缴费单，只觉得荒谬。

又过了几天，梁建国终于回了消息。

是一条短信，言简意赅。

“我已联系我哥。他会回去处理。我工作实在走不开，请见谅。一切费用由我们承担。”

我把短信拿给小张警官看。

小张年轻的脸上，也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就这？弟弟不回来，让哥哥一个人来？”

我苦笑：“能回来一个，已经算不错了。”

于是，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等待。

等待那个远在加拿大的大儿子，梁建军。

一个星期后，梁建军到了。

是我去机场接的他。

接到他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吃午饭，一碗索然无味的快餐。

“喂，是陈主任吗？我是梁建军。我到白云机场了。”

他的声音，比他弟弟梁建国要沉稳一些，但同样带着一种疏离的客气。

我在国际到达的出口等他。

根据他描述的衣着，我很快在人群中找到了他。

大概五十多岁的样子，头发已经半白，梳理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质地很好的衬衫，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拉着一个银色的行李箱。

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来广州出差的商务人士，而不是一个刚刚得知父亲惨死，回来奔丧的儿子。

他的脸上，没有悲伤，没有风尘仆仆的疲惫，只有一种深深的、被麻烦事打扰了正常生活的倦意。

我们见了面，他朝我点点头，伸出手。

“陈主任，你好。辛苦你了。”

他的手很冷，握手也只是蜻蜓点水，一触即分。

“梁先生，节哀。”我说。

这是我唯一能说的话。

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里，看不出任何情绪。

“先去警局，还是先去……我爸那儿？”

“先去法医中心吧，需要您确认一下。”

他点点头，“好。”

一路上，车里沉默得可怕。

我几次想开口说点什么，但看着他那张平静到冷漠的侧脸，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

他一直在看手机，回复着邮件，处理着似乎永远处理不完的“工作”。

仿佛旁边坐着的不是一个处理他父亲后事的工作人员，而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司机。

到了法医中心，那种熟悉的、消毒水和死亡混合的气味，再次包裹了我。

我的胃又开始不舒服。

梁建军却似乎毫无反应，他只是微微皱了皱眉。

工作人员引导我们进入停尸间。

冷气开得很足，白色的灯光照得一切都惨白惨白。

当那个盖着白布的推车被推出来时，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

工作人员掀开白布的一角。

我下意识地别过头去。

我不敢看。

我怕那个画面会成为我一辈子的噩梦。

但我听到了梁建军的声音。

他很平静地问：“这就是全部了吗？”

工作人员回答：“是的，根据现场情况和遗物判断，我们确认是梁为民先生本人。”

“嗯。”

梁建军应了一声。

然后，他走上前，弯下腰，仔细地看着那堆遗骨。

他的目光，不像在看自己的父亲，更像一个考古学家在研究出土的文物。

他甚至伸手，指着其中一块骨头，问法医：“他生前是不是腿脚不好？这里有骨质增生的痕迹。”

法医愣了一下，点点头：“是的，从骨骼上看，老先生生前有关节炎和比较严重的骨质增生。”

“嗯，对得上。”梁建军直起身子，语气像是在完成一个核对清单，“他年轻时在工厂受过伤，老了之后一直喊腿疼。”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就像在讨论天气。

我站在他身后，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升起，比这停尸间的冷气还要刺骨。

确认完毕，走出法医中心，外面的阳光刺得我眼睛生疼。

梁建军拿出手机，又开始打电话。

这次，是打给他弟弟梁建国。

他开了免提。

“喂，建国。我看到了。”

“怎么样？”电话那头，是梁建国同样冷漠的声音。

“就是爸。错不了。”

“……哦。”

兄弟俩之间，又是一阵沉默。

然后，梁建军开口了：“后事怎么办？你有什么想法？”

“还能怎么办，一切从简吧。我们都不在这边，搞那么复杂也没人照应。找个殡仪馆，火化了，骨灰……就先寄存在那儿吧。”

“行。”

“钱的话，我这边先转五万块给你，不够再说。你记一下我公司账号，回头把发票和明细给我做个账。”

我听着他们兄弟俩的对话，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小锤子，敲打着我的神经。

他们讨论的，不是自己父亲的葬礼。

而是一笔交易。

一笔需要计算成本、需要发票、需要做账的，麻烦的交易。

我再也忍不住了。

“梁先生！”我冲着梁建军喊道。

他挂了电话，回头看我，眼神里带着一丝被打扰的不悦。

“陈主任，还有事？”

“你们……你们就这样决定了？”

“不然呢？”他反问，“我们两个都不在广州，难道要办个隆重的追悼会，再请一堆不认识的人来哭一场吗？有什么意义？”

“意义？”我几乎要笑出声来，“他不是别人，他是你爸！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在家里，死了一年半！你们作为儿子，难道心里就没有一点愧疚吗？”

我的质问，似乎终于刺破了他那层坚硬的、冷漠的外壳。

他的脸色变了变，镜片后的目光锐利起来。

“愧疚？陈主任，你不是我们，你不知道我们的情况。”

“我们在国外打拼有多难，你知道吗？我们刚出去的时候，刷盘子，送外卖，什么苦没吃过？我们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吗？”

“我爸他，脾气有多倔，你知道吗？我们想接他出去，他不肯。我们想给他请保姆，他把人赶走。我们给他打电话，十次有八次不接。我们能怎么办？我们总不能为了他，放弃我们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吧？”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情绪也激动起来。

“我们是给了钱的！每个月一千美金，雷打不动！在广州，这笔钱足够他过得很好了吧？是他自己选择这样生活的！这能怪我们吗？”

又是钱。

又是那些该死的、冰冷的钱。

我看着他，这个穿着体面、说着流利英文、事业有成的“精英”。

我突然觉得他很可怜。

“梁先生，你以为你爸要的是钱吗？”

我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我这几天，问了你们家以前的邻居。他们说，你爸以前很开朗，喜欢下棋，喜欢写字。是你们一个个都走了之后，他才慢慢变了。”

“有一年过年，邻居给他送饺子，他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开门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他不是脾气倔，他是孤独啊！”

“他不是不要保姆，他是想要儿子啊！”

“他死的时候，茶几上放着一碗没吃完的泡面，电话听筒掉在地上。他可能在最后一刻，还想给你们打个电话，可是他没有力气了。”

“他死在沙发上，对着那台黑漆漆的电视机，就这么等了一年半。他在等什么？等你们那每个月一千美金的汇款单吗？”

我的话，像一把把刀子，一句句扎进他心里。

梁建军的脸，从涨红变成了煞白。

他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扶着金丝眼镜的手，在微微颤抖。

许久，他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你……你一个外人，你懂什么……”

“我是不懂。”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只知道，虎毒不食子，但有时候，子比虎毒。”

说完这句话，我转身就走。

我不想再看到他那张脸。

我怕我会忍不住，给他一巴掌。

梁为民的后事，办得异常简单和冷清。

按照梁建军的要求，“一切从简”。

没有追悼会，没有告别仪式。

遗体直接从法医中心送到了殡仪馆火化。

那天，除了我，小张警官，还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就只有梁建军一个人。

他换上了一身黑色的西装，表情肃穆，但依旧看不出悲伤。

整个过程，他一言不发。

在领取骨灰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

那个小小的、沉甸甸的盒子，他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安放。

最后，他还是按照和他弟弟商量好的那样，办理了寄存手续。

一年。

他为他父亲的骨灰，预交了一年的寄存费。

办完所有手续，他走出殡仪馆，对我点点头。

“陈主任，这次多谢你了。所有的费用，我会让秘书跟你核对报销。”

他又变回了那个客气、疏离的梁总。

仿佛前几天那个情绪失控，被我怼到无话可说的人，不是他。

“我下午的飞机回加拿大，就不多留了。”

“那套房子……”我问。

“我已经委托了中介，全权处理。卖掉的钱，我和建国一人一半。”他说得云淡风轻。

我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还能说什么呢？

他走到路边，一辆约好的专车已经在那儿等他。

他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车子启动，很快汇入车流，消失不见。

从他到达广州，到他离开，全程不到48小时。

他高效地处理完了他父亲的“后事”。

就像处理一桩棘手的生意。

干净，利落，不带一丝感情。

我站在殡仪馆门口，看着广州阴沉沉的天空，突然感到一阵巨大的无力。

我做了什么？

我好像什么都做了。

我发现了问题，报了警，联系了家属，甚至还痛骂了那个不孝子。

但我又好像什么都没改变。

梁为民还是死了。

他的儿子们，还是远在天边，心安理得。

那套承载了一个人最后孤独时光的房子，即将被明码标价，卖给下一个陌生人。

一切，都将被抹去。

就像梁为民这个人，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一样。

回到居委会，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大哭了一场。

我不是为梁大爷哭。

我是为一种说不清的、巨大的悲哀而哭。

这件事，很快就成了我们小区的“头条新闻”。

各种版本的流言蜚语，在楼下那群大爷大妈的嘴里，发酵、传播。

“听说了吗？12号楼那个老头，死了快两年才被发现！”

“啧啧啧，都成白骨了！他那两个儿子，可真够狠心的！”

“听说都是在国外当大老板的，那么有钱，连个保姆都舍不得请。”

“人心不古啊……”

这些议论，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在我耳边响。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厌烦。

我递交了辞职信。

主任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

我说，我累了。

我处理不了这些“破事儿”了。

我不想再看到下一个梁为民。

辞职后的日子，我过得有些浑浑噩噩。

我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去菜市场买菜，回家做饭，等老公下班。

我成了一个标准的家庭主妇。

我妈很高兴，她说女孩子家家的，就该这样。

但我知道，我心里有个洞。

那个洞，是602的门，是梁为民那具白骨，是梁建军冷漠的脸。

它填不上。

有一天，我在整理旧物的时候，翻出了一张我在居委会工作时的合影。

照片上，我站在一群笑呵呵的大爷大妈中间，也笑得很开心。

照片的背景，是我们社区那片小花园。

我突然想起，李阿姨说过，梁为民以前，也喜欢去那儿下棋。

鬼使神差地，我换了衣服，回到了那个我工作了五年的小区。

一切好像都没变。

广场上依然有跳舞的大妈，石凳上依然有下棋的大爷，孩子们在追逐打闹。

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我走到12号楼下。

下意识地抬头，看向602的窗户。

窗户开着，崭新的窗帘在风中飘动。

阳台上，晾着几件颜色鲜艳的童装。

房子已经卖出去了。

一个新的家庭，开始了他们在这里的生活。

梁为民存在过的痕迹，被彻底抹掉了。

我正准备离开，保安老王叫住了我。

“哎，这不是陈主任吗？怎么有空回来？”

“随便逛逛。”我笑了笑。

“辞职了？”

“嗯。”

老王点上一根烟，吸了一口，神情有些复杂。

“也好。你这人心软，干不了咱们这行。”

他顿了顿，像是想起了什么。

“对了，前几天，有封信寄到602，收件人是梁为民。新住户不认识，就交到我这儿了。”

他从保安室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信封很普通，是从加拿大寄来的，没有署名。

邮戳的日期，是梁建军离开广州后的一个星期。

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捏着那封信，犹豫了很久。

我知道，我不该拆。

这是别人的隐私。

但收件人已经不在了。

而寄件人……

我最终还是拆开了。

信纸只有一页，上面是打印的字。

内容很短。

“爸：

对不起。

那天在法医中心，我看到了你腿骨上的增生。

我想起了小时候，我发高烧，你背着我跑了三条街去医院。那天下了好大的雨，你的腿伤复发，一瘸一拐，但一直把我护在怀里。

回来后，你自己的腿肿得像馒头，半个月下不了床。

对不起。

钱我已经打到你卡上了。”

信的末尾，没有署名。

只有最后那一句，冰冷的、熟悉的辩解。

“钱我已经打到你卡上了。”

我拿着那张轻飘飘的信纸，站在12号楼下，站了很久很久。

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

原来他不是没有感觉。

原来他也会想起过去。

原来他心里，也有一丝丝的愧疚。

只是，那份愧疚，被包裹在层层的现实、利益和自我辩解之下，变得微不足道。

最后，还是化成了那句他自以为能够赎罪的、苍白的——“钱我已经打到你卡上了。”

而这封迟到的、廉价的“对不起”，梁为民永远也收不到了。

我把信纸仔细地折好，放回信封。

我没有把它扔掉。

我走回我们社区的那片小花园，找了一个石凳坐下。

旁边，两个老大爷正在下棋，为了一步“马”该不该跳，吵得面红耳赤。

不远处，我妈正带着我儿子在滑梯上玩，孩子的笑声像银铃一样。

我给我老公发了条微信。

“晚上回家吃饭，我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

他很快回复：“好。老婆辛苦了。”

我看着手机屏幕，突然觉得，那个被602掏空的洞，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地填上了一点。

我不知道梁建军和梁建国，在未来的某一个深夜，会不会梦到他们那个孤零零死在沙发上的父亲。

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在某一刻，真正地为自己的冷漠而忏悔。

我只知道，生活还要继续。

太阳明天照常升起。

这个城市里，依然有无数个像梁为民一样的老人，守着空荡荡的房子，等着永远不会响起的电话。

也依然有无数个像我一样的人，在为了生活奔波，在抱怨，在挣扎，但也在努力地爱着身边的人。

我站起身，朝着我妈和儿子的方向走去。

晚风吹来，带着饭菜的香气和人间的喧闹。

我深吸一口气。

这，就是生活吧。

有恶臭，也有芬芳。

有绝望，也有希望。

而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在这一切之中，努力地，好好地，活下去。

并且，别忘了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