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入过万，我给丁克老人当“外包儿子”

对子女而言，父母的衰老和体弱总让人牵挂 担忧 。

尤其是在外地工作的独生子女， 常常焦虑 一种可能：假如有一天，父母生病或受了委屈，而自己远在千里之外，无法在场，该怎么办？

过去，大多数人别无选择，只能亲自返乡照料。如今，一种新的职业形态出现，也带来了另一种可能的解法：雇佣“外包儿女”。

他们身穿黑衣，虎背熊腰， 看起来与老人毫无血缘关系 ，却常常拎着礼品出现在养老院、老旧小区或医院等场所。他们陪老人看病、买菜、聊天，必要时还出面调解邻里矛盾，震慑别有心思的护工、保姆 ， 成为老人身边“看得见的依靠”。

《0.5毫米》剧照

33岁的阿凯就是其中一员。在做“外包儿子”之前，他还做过催债人、卖过电子烟，也兼职当过保镖。

今年3月，他和其他8位朋友组建了一支“临时保镖”团队，起初承接护送、反家暴等委托。直到有客户问：“能不能帮我去看看家里的老人？”一个新的需求就此出现，也开启了他们的“外包儿女”服务。

看似新奇的职业背后，是不断增长的现实需求。截至2021年，我国空巢老年人占比已超过一半，部分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空巢老年人比例甚至超过70%，大量老年人不与子女或其他家人共同居住生活，面临着居家养老的许多生活不便或困难，甚至是安全风险隐患。

《老年人监护问题研究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1611名老年人中，有近80%的老年人担心，若自己出现突发疾病或遇到意外情况，无人料理紧急医疗救治、身后事等相关事务。

阿凯对此深有体会。从事这份工作后，他见过形形色色的老人，有的丁克无儿无女在养老院备受欺凌，有的不差钱但子女远在海外倍感孤独。

在一次次陪伴与调解中，他逐渐发现：老人真正渴望的，不只是吃穿无忧，而是有人陪伴、有人撑腰，有人守住那份不因衰老而贬值的体面与尊严。

以下是他的讲述。

外包儿女，不止于陪伴

我叫阿凯，今年三十三岁，目前在大连做“临时保镖”。

很多人一听到“保镖”，可能都会联想到影视剧里那些穿着西装、训练有素的专业保镖。但我们不是那样的。一方面，我们的团队成员几乎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做保镖只是兼职；另一方面，我们接受的委托危险性也不高，基本是普通人生活里那些“解决不了的事”。每当涉及到老人的订单，我们的角色常常从“保镖”转变成“外包儿女”。

真正意识到这点，是接到第一个与老人相关的订单时。那位单主是一位失独老人，他的弟弟担心老人在小区没人照应，容易被人欺负，于是联系我们，请我们去定期看看情况。

刚见面时，老人非常抗拒，觉得亲戚花冤枉钱，完全不想搭理我们。

我们只能顺着他，平常多陪他说说话、带他出门溜达。这样持续了两三个月，老人的态度才逐渐软化。这单收费不高，总共七千元左右，但也让我明白，照顾老人和保护年轻人不同——比起威慑，老人更需要的是耐心、安抚和陪伴。

出乎意料的是，自那之后，找我们处理的关于老人的委托越来越多。

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一位住在养老院的丁克老太太。她性格孤僻、不善言辞，又没有子女陪伴，在院里显得格外“特殊”。其中一位同房老奶奶常在背后议论她，联合另一位老奶奶排挤她。这让老太太越发沉默，精神状态也每况愈下。

她的妹妹得知情况后焦心不已，辗转找到我们 。 接到委托后，我们以“ 远房 外甥”的身份出面了解具体情况，然后和院方沟通，将挑事的病友调离房间。老人情绪才慢慢稳定下来。之后，我们又主动与剩下的另一位老人攀谈，偶尔带点小礼物，请她多关照那位丁克老太太。两位老人之间的关系这才慢慢缓和。

团队成员去养老院探望老人

一开始，这个丁克老奶奶也不怎么搭理我们，但经历这件事，她的态度转变了，甚至后来一看到我们过来就笑。最后一次离开时，她很是不舍，流着眼泪问我们什么时候还会再来。

我们还接过一位瘫痪老人的单子。老人早年因为工伤失去了自理能力，需要护工照料饮食起居。护工虽然没有虐待老人，但很多事都不太上心。

正常来说，护工每天都需要定时给老人换尿不湿，但他都是等老人身上脏了才动手，喂饭也是简单热一下就塞进老人嘴里。

老人的亲戚实在看不过去，找到我们请求去“震慑”一下护工。我们是以 亲戚 的身份出面的，其实也不需要特别做些什么，就是定期上门陪陪老人，让护工意识到老人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没多久，护工的态度明显改善，老人也终于能体面地过日子。

《0.5毫米》剧照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老人都通情达理。因为衰老带来的无助与恐惧，很多老人精神状态隐秘而复杂，情绪问题严重 。 我遇到过一位脾气特别暴躁的老人。他因为子女常年在外，缺少陪伴和情绪疏导，稍有不满就会与邻居起争执。时间一长，大家都敬而远之，有人发现他“没人管”，邻里间冲突也愈发频繁。

我们接到委托后，开始以“干儿子”的身份频繁登门，陪他买菜、下棋、散步，不露痕迹地帮他调整生活节奏。邻居见他身边有了“亲人”，态度也渐渐缓和下来。

感受到周围的善意，老人脾气慢慢平稳，话也多了起来，情绪不再一触即发。

起初我以为，孤寡老人并不常见。可真正做了这行才发现，情况比我想象中要糟糕的多。很多老人独居，他们或是年轻时选择了丁克，或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失独老人，还有一些伴侣早逝，只留下了自己孤零零一个人。

很多时候，孤独与身份、地位无关。哪怕是再有钱的老人，也可能面对相同的境况。记得有一次，我陪一位曾经在大连做过大买卖的老人聊天。他在市中心有房产，却最终选择住进养老院。聊着聊着，他突然落泪，说“自己这一生跌宕起伏，最后还是孤身一人”。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孤独，有时比贫穷更让人难受。

谁在扮演外包儿女？

外界对我们有些常见的误会。首先，很多人会把雇佣“外包儿女”这件事，简单归结为子女“不孝”“不负责任” 。 其实情况远比想象复杂。

大多数订单，委托人并不是老人自己，而是他们的子女、外甥、侄女，或者关系更远一些的亲戚孩子。很多人常年在外地，甚至漂泊海外，心里挂念，却没有办法常常回来。

他们不是不孝顺，只是现实让他们分身乏术。有人在为生意奔波，有人要守着岗位，有人照顾着新的家庭 ， 实在脱不开身。于是，他们把这份牵挂转交给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弥补自己缺席的空白。

团队成员探望老人

在我看来，这并不是逃避责任，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尽力。人在远方，心里有愧，却还是想做点什么。雇佣“外包儿女”，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们的补偿方式。

另一个误解是，很多人以为干我们这行，只要块头大就够了。其实远不止如此。

没错，身高一米八、体重二百斤，走进屋子里确实能起到威慑作用，这是基础。但真正决定你能不能胜任“外包儿女”的，还是情绪的稳定和沟通的能力。

很多老人内心敏感脆弱，一句说得不妥的话，都可能让他们觉得“这钱花得不值”，甚至当场就要把人撵走。因此，队员在执行任务时，情绪是否稳定、能不能“磨嘴皮子”、是否具备劝解和缓和矛盾的能力，往往比“能不能打”更重要。

我常常跟新队员说：你要把自己当成“亲戚”，而不是“亲儿女”。

亲戚能陪伴、能帮忙，但不会对老人颐指气使。老人需要的，是尊重和陪伴，不是被控制。

尤其是那些吃过苦的老人，骨子里节俭，总觉得钱该花在刀刃上，花在“有人陪”这件事上不值得。他们往往一开始摆出拒绝的态度，甚至直接轰人。这个时候，如果你把自己当成“保镖”，靠强硬的姿态压过去，那只会让他们更加抗拒。

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没有耐心，肯定做不了。你得像亲戚一样，慢慢磨、慢慢陪。只要你坚持用心陪伴，老人感受到这份真心，态度就会转变。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听力不好的老人，他总是听不清我们在说什么，频频摆手，拒绝沟通。

后来我干脆自己掏钱，买了一个助听耳机送给他。那之后，他才开始愿意跟我们多说几句，甚至有时候会主动招呼我们过去坐坐。

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很多时候，真心比块头更重要。

除了老人本身，我们还得对社会负责，有自己严格的行为规范。

接受委托前，我们的律师会对每个任务做风险预判：客户是不是弱势方？我们是不是站在了对的一边？如果发现客户本身就不占理，我们绝不会贸然介入。哪怕对方出再多的钱，我们也不能去帮人家办坏事。

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客户都是处于弱势的一方。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站出来，帮他们撑住场面。

比如有些老人需要被安慰，邻里之间矛盾需要有人调解，护工和保姆需要适当地被提醒。但我们不能主动出击，不能伤人，绝不越过法律红线。毕竟，我们的目标不是制造麻烦，而是平息风波，带来秩序。

随着这份工作的曝光度越来越高，我们的队伍也在扩张。从最初的九个人，到现在三个月里发展到了一千多人加入。很多人是出于兴趣和责任感，以志愿者身份加入进来，并不是全职工作。虽然人数很多，但真正能被派出去的，也都得经过层层筛选。

退伍军人是我们重点考虑的对象。他们有执行力，更有自我克制的能力。律师也很受欢迎，因为他们懂法律，会从一开始就提醒我们边界在哪儿，避免站错队。

还有一些在职白领，虽然平时工作忙，但他们沟通能力强，能用温和的方式把事情处理好。拳击爱好者或者有体育训练背景的人，也很适合，他们既有威慑力，也懂得什么叫收放自如。

所以， 谁能扮演“外包儿女”？

我想，不是块头最大的人，而是那个能在混乱里保持冷静、懂得沟通、守得住底线的人。看上去我们是兼职保镖，其实更像是代替缺席的子女，用最朴素的方式去照顾老人。

如果我老了

会不会也需要雇个“儿子”？

做这份工作，对我最大的触动就是对“孤独”的理解。

父母家离我这边开车也就五分钟，可说实话，我并不是天天都去看望他们。三天、四天，甚至更久才去一次，对他们来说，孤单可能也是一种常态。以前我觉得这很正常，直到做了这份工作，我意识到老人的孤独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和很多老人接触的过程中，他们的无助感也让我感同身受。比如之前提到丁克老人和瘫痪老人，年纪大了，行动不便，被人排挤和欺负，却没有办法应对。

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体会。之前练拳的时候腰部受过伤，现在有骨刺和突出，严重的时候，早晨起床都得先从床上滚到地上，再跪着扶着窗台一点点站起来。那一刻，我特别能理解老人们的感受，身体的不便带来的无助，是谁也帮不了的。

孤独和无奈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恐惧。

这几个月来，找上门来的咨询越来越多，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有人甚至因为邻里争吵找到我们，想让我们出面骂回去。

刚开始的三个月里，我们团队几乎什么活都接，不是只服务老人，也有婚姻矛盾、邻里纠纷、子女教育、财产分割等琐碎却敏感的任务。

当时我月收入接近一万元，虽然不高，但对一个刚起步的小团队来说已属意外。

我们的收费标准按任务复杂度、时长和风险等级浮动，从几百元到两三千不等，目前团队一个月能收到上百个委托。

除了客户，还有不少同行来找我们取经。不过，他们更关心的不是怎么做业务，而是怎么做自媒体。我们也因此和许多同行沟通合作，希望让这份工作被更多人看见、理解，并以各自合适的方式落地。

阿凯的部分价格表

随着业务逐渐扩大，我们开始考虑把“临时保镖”真正做成一份长期职业。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规避一切风险，任何可能违法或站错队的单子，我们都不会接。

我们之前闲暇时，也会参加救援队，或者帮社区解决一些麻烦。做这些事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负担，而是一种价值感。

有人跟我说：“你们既能养家糊口，还能做好事，以后愿意做善事的人会越来越多。”这句话让我很受触动，也坚定了继续往下走的信念。

未来，我希望能把这个行业做得更规范、更系统。我们正在筹划开发一个APP，让老人或者他们的家属能像“打车”一样下单，随时随地找到合适的“外包儿女”。

这样，当老人们遇到需要的时候，不用再四处打听，就能立刻有人上门帮忙 。

《妈妈！》剧照

这个行业未来会不会成为一种刚需？我觉得很有可能。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亲情不再是理所当然的“标配”，越来越多的老人需要有人来补上缺席的陪伴。

有时候我也会自问：等我们老了，会不会也需要雇一个“儿子”？

这个问题听起来冷 。 亲情变成服务，未免让人感到无奈，但换个角度看，它也是另一种守护。关键在于，谁能真正把这个角色演好？我想，这不仅是我们这一行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要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