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金 | 商品经济呓语——从《金瓶梅》看明清世情小说的文化价值

对于富有忧患意识的中国思想文化艺术界来说，中国近代文化在西方强势文化压迫下的颓败景象总让他们耿耿于怀。

寻求变革，再造辉煌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史的主要基调。在新起点上艰难曲折运行的历史，为一代代知识者留下了创造新话语的权力，也为他们开始留下对传统文化反思的机缘。

明清之际的时代转换一直让许多人沉思不已。确实，如果我们耐心地翻阅历史，不能不说那是一个孕育极大历史转换机缘的时代，那是一个知识者价值重构的时代。

这在文化上，表现为一种变革传统的文化拯救冲动，改革家们开出了种种疗救传统文化的药方，其中不乏复古的梦想如稍早些的前后“七子”；

但更引人注目的是，民间文化的价值受到知识阶层的关注，来自民间并不为主流观念所重视的叙事文体渐渐走向文化的中心地带，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态势，其中包括《三言》、《二拍》在内的以世态人情为视点内容的叙事文学的出现，令人耳目一新，

不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风格的转换具有开拓之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变革也不无象征意义。

在此点上，《金瓶梅》表现出了具有范式意义的文化价值，它为我们探求历史之谜提供了一个寓言式的文化视角。

一、显与隐：民间文化价值的规定性存在

将视点聚焦于民间社会，始终是《诗经》以来，中国文学的一大传统。

《金瓶梅》中的市井社会和文臣武将聚集的朝廷庙堂相去甚远，它是民间社会，但这种民间社会和建立在男耕女织基础上的传统民间社会也大不相同；

其中生活的人物也属“异类”，他们生活于商品经济的背景而不是传统的农耕社会，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与传统大相径庭，但他们又是现存统治秩序下的臣民而非啸聚山林的绿林好汉；

对于仁、义、忠、孝、礼、智、信等传统道德规范，他们明显缺乏认同，甚至格格不入，并常常以反讽——用自己的言行来重新注解的方式加以嘲弄、亵渎，在一种现实生存方式的道德失范性中颠覆了传统的伦理秩序。

这个群体是多层次的，既有目不识丁的市井无赖，如（应伯爵），也有相当文化修养的士人官僚（如水秀才），有权倾一时达官贵人（如潘太尉），也有位卑人贱的下人奴仆（如王六儿）。

小说没有从重大的历史事件中表现市井人物的政治抱负或人生理想，而是多从性，从事关财色酒气的庸常生活中，写出了他们沉沦于世俗生活的欲望和心态。

正是从市井社会人物位置、层次、生活的复杂多样，《金瓶梅》透露出当时文化潮流和商品经济涌动带给社会结构和人们生活的复杂变革，从而透露出当时社会思潮的流布以及知识阶层感触到的世俗化的深刻影响。

显然，《金瓶梅》中的市井社会与传统的农耕社会有着非同寻常的反差。

在商品经济涌动的背景下，其中的问题与困窘：谋生、情爱、个体存在、伦理观念、信仰选择等，都对传统文化观念构成全面冲击，这一切基本可凝聚在一点，即人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冲突。

文学视点聚焦于市井社会的生存方式，离不开市井社会的价值观念的展示，而对人的价值观念的展示则需要与人的生存方式相结合，这是符合艺术本质规律的必然逻辑。

简而言之，人的生存方式就是人的价值观念。

然而，人的现实需要，人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并非是单纬度的存在，而有着立体的多层次特征，即弗洛姆所分析的人既有吃、喝、性的初级需要，也有自尊、自爱、自我实现的较高级需求。

生存方式的需求层次越高，人就越远离动物性，而表现出更完善的人性追求，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所说：

“人是从动物发展出来的，这点就已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脱离动物所有的特性，所以问题只是在于这些特性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不同。”

兽性或人性程度究竟哪个多些或少些，以及对它的选择和反应态度，这是衡量人的价值，也是衡量文学价值层次的重要尺度。

《反杜林论》 （德）恩格斯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金瓶梅》自传世以来，可说毁誉交加，最具争议的焦点显然并不在于其叙述的技巧层面，也不在于其叙述视点的市民化聚焦，

而在于其叙述视角对叙述对象的生存方式和价值选择的认同，这种认同尽管是极其表象的，甚至是矛盾的，但客观上与现存的文化价值体系构成了深刻的变异性。

这种变异性数百年来未能弥和，直到商品经济发展相当成熟的今天，占据社会文化意识世俗观念的是：对《金瓶梅》仍是负面评判大于正面欣赏，这并不令人惊奇。

具体地看，《金瓶梅》中的市井人物并不是空前绝后的唯一存在，但在展现市井人物西门庆们的生存状态时，将视点聚焦于财物（金钱）女色（性）、权欲这类本能欲望层面上却是《金瓶梅》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

生活在市井社会里的西门庆们追财逐色，轻车肥裘，践踏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无拘无束寻求着自我欲望的满足。

在一个讲求法律（统治）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国度里，这一切无疑是离经叛道的浪荡之举，其蕴涵的社会秩序破坏力和意识形态杀伤力不言而喻。

西门庆杀害武大，贪赃枉法，买官鬻爵……凸现出财色（金钱、性）在市民社会的支配力量，也反映出惯常本处于喧哗状态的伦理规范在商品经济下的渐趋衰弱和无力。

在《金瓶梅》展示的市井社会里，充斥其间的是无尽的金钱女色，勾心斗角，争名逐利，这和人们心目中的温文尔雅、长少有序的传统社会道德和统治秩序大相径庭，

任性、放纵、淫佚、自私、贪婪、卑鄙、低俗……几乎就是这个市井社会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价值，他们也许不是市井社会的全部，但他们无疑是市井社会的一类，一部分。

将西门庆们视为流氓、无赖、痞子加以否定，当然有着价值观的现实理由，但由此对小说本身做出负面的评判及至否定（部分的、全盘的）未免失之简单。

这在学院式的评论中并不成为问题，但恰在此点构成了道德和意识形态上的现实障碍。毕竟，将审美文化和社会价值相区分是一种艰难的现实选择。

事实上，只要从审美的角度（即便这是无视社会评判的存在、仅仅是学院式的自我言说），我们不难发现，《金瓶梅》在对种种市井“恶行”的叙述中所包含的深层价值批判。

如果说作为小说叙事策略组成部分的叙事者因其表面上对市井“恶行”的过细叙述而陷入无道德的泥坑，客观上反而削弱了文本的批判指向，那么，从小说的叙事情景考察，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的这样的一些批判意义：

首先是社会政治文化批判。

《金瓶梅》是西门庆的“恶行”史，也是西门庆的升官图，小说通过西门庆仕途生涯，比如买官、京城送礼、贪赃枉法等官场情景，描绘了封建官场的真面目，将一贯标榜“清正廉明、明镜高悬、为民做主”的封建衙门的伪善暴露无疑。

其次是道德文化批判。

在《金瓶梅》中，那些本应是现实社会中传统道德文化的承传者、倡导者的角色，都失掉了固有的文化光环，沦为传统道德规范的破坏者，温秀才娈童，道士贪财，陈敬济乱伦……小说借助反讽式的叙事策略，让人物在自我表演中表露出内在本相。

这样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当一个社会中，本应坚守道德操守的力量却放弃了坚守的责任，那么整个社会传统道德规范的失控和变异便孕育着极大可能，走向“性”，便是这种可能的途径之一。

《全像金瓶梅》 新加坡南洋出版社出版

《金瓶梅》详尽展示了“性”——这一不见容于封建道德文化的幽灵无所不在的控制力、推动力，尽管有着失去艺术控制的道德风险，但若置于“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文化背景下考虑，却不能不说这一视角有着令人吃惊的文化批判效果和现实冲击力。

归根到底，对《金瓶梅》的否定，首要的还是一个道德问题，然后才是一个审美选择的问题。

许多人注意到《金瓶梅》和《红楼梦》比较关系，如果我们对二者做一个全面的异同分析，这种比较的空间应当是无限的。

原因很简单：即，作为寓意丰富的符号体系，二者都有着无限的所指空间，而无限的所指空间就为我们对其做全面的分析比较提供了各种可能的选择余地。

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在《金瓶梅》引起复杂争议的方面——即人的规定性方面，《红楼梦》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坐标。

同样写女人，我们发现在《金瓶梅》中，女人具有明显的符号性——性的符号。

性，构成了主导潘金莲们命运和行为的主导力量，在男权话语下的市井文化里，她们是西门庆们的性发泄对象，而她们自身也为性的欲望所驱谴并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金瓶梅》借助叙述强化了女人的文本角色，使女人走向了文化的中心地带，但很明显，小说并没有赋予女人以新的文化规定性，而明显地凸现了在传统文化视野中女人的性工具特征。

因此，《金瓶梅》中的女人虽置身于商品经济的裹胁中，但仍然无法摆脱传统夫权文化的规定，仍然不过是男权社会的附属品——性工具。

而《红楼梦》将视点聚焦于女人，使女人成为小说的主角，但《红楼梦》中的女人已不是性的符号，而具有丰富的新文化、新道德的象征意味。

小说的视角虽难以完全摆脱传统男权文化的影响，但它把女人自身生活世界的丰富性作为视角焦点，而不是当作男人生活的一部分来叙述，把女人首先作为人而不是性的符号来构织叙述情景。

由此，《红楼梦》中的女人有了丰厚的文化意味，一个生机勃勃的女人世界冲出男权文化的遮蔽，全新地在人们视野中展现。

再如，同样写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反叛，《红楼梦》中贾宝玉们的“混世”中，在否定传统价值观的同时，有着明显的价值重构的指向和愿望；而《金瓶梅》中西门庆们对传统的反叛，则走向了自我本能的满足和放纵，走向了自我的沉沦和道德的放逐。

因此，《红楼梦》也写了性，其中也不无渲染之处，脏词呓语也不时混杂于叙述之中，但整体上排斥淫秽、反对庸俗、表现女人丰富的生活世界的艺术选择，决定了《红楼梦》摒弃生活表层的物欲和本能，而着力于人物精神世界的开掘，

使得人物在反叛传统的同时，努力做出对传统的重新认识和选择，并对新价值的构建有着热切的向往，而不是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们在否定破坏一切后，却放弃了精神价值的重构，

在本能的满足和道德戏谑的快感中不是走向了自我精神的拯救之途，而是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沉沦之境。

读者的心灵也就无法从中获取超越现实物欲束缚的精神力量，只能继续着漂泊之旅。

《红楼梦》（周汝昌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显在的文本分析让我们看到了在《金瓶梅》中，市井文化包含的生存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多面性，这种多面性当然是意味深长的。

从文化是历史的产物这一视点出发，在深层，《金瓶梅》是历史的表征，隐含着丰富的历史意味。

作为明末文人小说的范本之一，《金瓶梅》是文人（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折射，印刻着明季士林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空间的转换。

明季社会，末世初现，就知识阶层来说，自身的变革尤其引人注目。传统上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士人”文化，这时受到世俗文化的全面浸润和遮蔽。

士——知识分子阶层对世俗生活的表达兴致盎然（大批通俗小说、闲适小品登堂入室是其表现之一），他们内心向往的是从美食到美女，即便纵论天下，也总少不了佐以美酒琴弦，对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明显缺乏认同，

更多表现出对传统角色的疏离，即便偶尔发出“玩物丧志”的批判之声，也多是必要的自我暗示和警醒——不能因世俗享乐而耽误了大事。

明初统治者以“理学开国”，“成化以前，道术尚一，而天无异习，士大夫视周、程、朱子之说，如四体然，难巩伤之。”

理学几乎垄断了明代前一百余年的思想与学术。

但弘治中兴，“师无异道”，“士无异学”的“大一统”的局面被摧毁，“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渐次失去影响力。

待到晚明，世风更变，袁宏道高呼“打倒自家身心，安心与世俗人一样”，成为拒绝成为传统士子使命的标志，逃离传统与世俗“同流合污”成为空前的时尚。

他认为，处世有四种：现世、出世、谐世、适世。而“适世”最合他的心态，他大谈生活的“快活”与“真乐”，五种“快活”，“士有一此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

不只袁宏道，当时的名人士族大都有这一生活理想和现实追求，享乐之风遍布士林（社会）。

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坦陈了自己的“十二”好：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花鸟，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并“兼茶淫桔虐，书蠹诗魔”。

每一个“好”都令文人谈“好”色变，与传统文人精神相去遥遥。

世俗的生活激活了学术思想和文学新变，于是“性灵说”、“童心说”出现，流行民间街坊茶肆的通俗文学小说走上文案柜头，描述个人闲适生活、讲求生活品位的小品散文盛行起来。

但如果止于此，认为晚明士风已混同流俗也并不全面。毕竟这只是晚明士风的一部分，何况其中潜隐着对传统程、朱理学的轻蔑与挑战。

历史地看，晚明文人也许还是最早的世俗人文精神的启蒙者，袁宏道就提出了士人要有一副“爱世心肠”，但这“爱世”还有心系苍生、情寄安危的忧患情怀。

张岱也认为：“士子无此胸襟，则读书种子先绝矣，更寻何人肩宇宙？”这和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的志向相比，已是大异其趣。

因此，晚明文人很有一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意味。享乐与忧患并存，也不失一种潇洒明确的入世精神。由此形成文人叙事中对世俗价值欣赏中不无批判的复杂情态。

尽管由于缺乏根本异于传统的价值选择，使得批判缺乏新意，有时甚至显得无的放矢、文不对题，但离开传统主流文化而走向对民间文化的探寻，推动着民间文化走向中心地带，作为对传统的反叛或对传统的拯救，乃是《金瓶梅》这样的明代叙事文本给予今天文化的启示，也是其价值所在。

《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思潮研究》 朱全福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灵与肉：民间文化价值的悖论性选择

价值与历史相纠结，伴随时代的前进而嬗变，具有强烈的历史内容，即使那些如真、善、美一样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尺度，也会随时空的转换而变迁，不断更替并完善其价值的内涵。

每当处于历史的变革关头，社会价值观走向分裂，在新旧价值之间发生碰撞、蜕变是势所必然。而且，这种价值观的变动数千年来，总是在文学这一传播途径得到生动有效的反映。

《金瓶梅》中市井社会的价值观念正是在一个历史面临转型的特定时代氛围中出现的（尽管这种转型后来并不理想），我们从中看到在历史舞台上，商品经济萌动的市井社会形成对自然经济为核心的农业社会的背景置换，传统的价值标准受到全面挑战。

也许在整体上，这种商品经济萌动的市井社会还只是整个社会的一角，但一种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出现无疑赋予历史以新的景观。

市井社会的纵欲、逐利、贪婪、卑俗正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价值观上新与旧、传统与变革、保守与落后诸种关系混沌难辨混乱失范的折射。

以固有的道德标准衡量，《金瓶梅》中的市井社会并无太多值得称道之处，但如果置于历史的坐标上考察，留给人的思考不能不说意味深长。

逻辑极其明确：历史学家们普遍视明末市井社会的出现为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土壤，认为生活在市井社会的西门庆们是资本主义萌芽期的资本者也就顺理成章（只不过是商业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这与同时代的西方作家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颇为相通。

可以说，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背景凸现了西门庆们的历史意义，尽管这种人物呈现出社会道德的负面价值。

任何审美的选择都包容着特定的历史内容，历史不是对人自身含义的简化而是对人自身含义的丰富。

设想“进步”如贾宝玉们如果置身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具体历史环境中，是否还会有“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这样纯真的情致呢？

我们从巴尔扎克那里可以得到不无意义的启示，那些有“教养”的青年如于连、吕西安们一旦置身于商品经济的环境，无一例外很快将他们数十年温文尔雅的“教养”抛弃一边，不是都干脆利落、义无反顾地走向了诚实、善良、正直的反面吗？

也许简单的假设和类比还缺乏有力的逻辑说服力量，但我们的认识视角因此得到启发。

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其固有规律，依附其上的意识结构和价值形态无疑也有其独特表征和内在逻辑。

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中，人们对新价值的出现往往持怀疑、排斥的态度，这在道德保守主义强大的文化氛围中倾向更为明显，即便在许多个世纪后的今天，商品经济发展已相当成熟，人们内心深处对“另类”道德观念又有多少宽容的理解呢？

思维上的线性特点容易造成对现实认识的单面性，限制对认识对象的丰富理解，不仅对善、美，对恶内在规定性的认识也往往会完全走向道德的激愤。

马克思曾批判资本是“来到世上，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我们从西方大量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可以生动地看到这一点，比如，葛朗台，比如夏洛克，比如葛擂硬……发展期的资本如此，萌芽期的资本就更是不难想象。

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一种“历史的正当性”。

恩格斯也说，作为社会实践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3页，1972年版）。

如此，特殊的叙述视角使得文本的叙述与文本的阅读之间就存在一个历史与现实、审美与道德的紧张关系，二者的倾向性选择取舍必然直接影响着对文本的整体评价。

在文本的阅读期待上，接受者（读者）从道德评判出发远比从历史评判出发更为符合阅读习惯。毕竟，一般读者阅读小说多不是为了从中发现历史，也不是为了得到艺术技巧的训练，获取审美愉悦是其主要心态。

而在获取审美愉悦的过程中，道德的评判之于读者既熟悉，又自然，操作便利又顺理成章。这不能不使我们对文学的观念作些调整，在文学的精神拯救和读者的阅读需求之间寻求平衡。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这种平衡的寻求更为迫切。商品经济促成了传统的血脉人际网络关系的破裂，促成了传统道德观念的变革，

人的自我意识越来越突出，自我价值、自我发展、自尊、自爱等新的观念日益强化并不断被充实新的内容，这对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无疑也是难以回避的挑战，需要以更富人文关怀内容的文化产品参与道德重建，参与社会文化的重建。

这当然是个极其艰巨的任务，艰巨就在于我们一直努力寻求拯救之途，但又常常难免陷入迷误之中。这也许和我们内心情感构成冲突，但却是我们总要面对的宿命般的事实。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封面

透过《金瓶梅》，我们不难看到，在参与文化重建的过程中，文学是怎样无可回避地面对悖论性的选择关系，却最终又是那样容易地走入迷误之境：

一是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人的本能需要与社会需要的关系。

文学正视饮食男女等人的本能需要，是正视现实的艺术勇气的表现，也是社会文化进步的表现。

同时，还是挣脱封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非人道观念的有效方式，正如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些作品（如《十日谈》），从封建道德最为敏感的地方入手，颠覆整个封建文化的大厦，也使文学从封建文化的遮蔽中恢复了“童心”与“灵性”，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文学否定人的动物性的一面，就背离了文学是人学的基本原则而走向伪道学，但如果刻意凸现人的动物性，却忽视人的社会性和人较高层次的价值需求，就将人的价值标准降低或倒退到了动物的水准。

这些都有悖人性的基本规定，也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轻视，这种文学也就不能发挥其净化灵魂，拯救精神的作用。

人的价值问题不是虚悬于空中的抽象物，它是从人的生物特点，更是从人的自我价值的系统结构中提炼出的。

文学的精神性特征注定了文学理应以张扬全面人性和表现人的生命价值为己任，但人性的张扬、生命价值的表现都应以对人生命丰富意蕴的理解为前提。

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系统结构，人的生命不是仅仅以饮食男女这类本能需求为内容，还应包括对自我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审视和追求，以更富人文理想的胸怀对人类的共同命运予以关注等等内容。

这同样属于人性的需求和生命力的扩张，而且是更具现实感的内容。对人的生命的表现仅限于动物的本能，是一种有失偏颇的艺术选择，它不是人性的赞歌而是对人性的嘲弄，是文学价值失衡的表现。

另一方面，应该看到，人又不能不受到本能欲望的制约。

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本是极富人性意义的现实概括，但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并不必然地带来人自身的和谐发展，而是常常以排除人的本能需求作为现实意识的存在状态。

于是有“万恶淫为首”，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文化的发展变成对人性的禁锢，道德的完善变成对本能的驱逐。

长期以来，我们对这种“吃人”的文化习以为常，对这种道德的完善缺乏反思的勇气，一直到了近代，一切随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崩离析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

而西方社会思潮的传播为这种思考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撑和发展动力。弗洛伊德在不为人知的心理世界发现了自我、本我、超我的紧张关系，而马斯洛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分析了人作为人所具有的各种层次需求：

温饱、性、生存是一种需求，爱、尊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是一种需求。

低层次的本能欲望是人之生命的基础，没有性与温饱，人类便失去了存在的前提；

高层次的自我价值实现是人的本能需求的灵魂和归宿，也构成了文明发展的动力，完善的人性应是低层次的本能需求和高层次的自我价值实现相统一，任何偏执一端的选择都不能构成完整的人性而只能走向人格的分裂。

《十日谈》 （意大利）乔万尼 · 薄伽丘 著 陈世丹 译

二是道德与反道德、文化与反文化的关系。

马克思是以“意识”作为人与动物的分界线，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道德价值是人的意识活动之一，包括性欲在内的人的本能欲望，不可能完全脱离人的价值观念的制约，灵与肉，意识与本能，道德与反道德，客观存在着前者制约后者的逻辑关系，

即使在商品经济成为时代广泛背景的情形下，在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传统价值体系面临变革的历史时刻，这种制约关系也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真善美，假恶丑仍然有着可以辨析的认证准则。

金钱的掠夺，本能的放纵，人类间的冷酷与暴力……仍然与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相矛盾，仍然会遭遇鄙视和谴责。

就《金瓶梅》而言，其展示的市井社会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对任何具有完整传统道德观念的读者来说，都不会不感到内心的不适并难以从容对待，其强烈的道德震撼力足以破坏读者心态的平衡和对传统道德的信仰。

因此，如果认为《金瓶梅》中展示的市井社会的价值观念宣示出一种时代的精神，显然难以引起读者普遍的共鸣，如果认为值得仿效，面临的恐怕就不仅仅是道德风险了，在口诛笔伐之余，一些人难免会由此推及到所谓人品文品的不良。

这除了《金瓶梅》提供的市井人物自身的角色缺陷（如文化素质差，道德失范等），更为重要的是，文本的叙述者并没有赋予人物以可资效法的道德选择，审美的价值无法和现实的规范相融合。

事实上，在《金瓶梅》中，文本叙述者客观上虽然对西门庆们种种浪荡之举的叙述不乏津津乐道的心态，但在表面上还是明显缺乏认同和倡导的勇气，

它没有能够站在发展商品经济的立场上，挖掘西门庆们言行背后的历史价值，仅从传统的善恶观念、财戒色戒出发审视市井社会，然后作出极其表面的道德性评判，从而使得一个本极富历史内容的主题被叙述置换为传统的道德主题，

这一点就审美选择而言当然无可厚非，但恰在此点，构成了明清世情小说和同时代的西方文艺复兴文学的根本区别；

支撑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思想是反对传统神学的人文主义，作为反对传统禁欲观念手段的人的本能欲望背后是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冲动。

正由于《金瓶梅》中文本的叙述者没有提供（或者缺乏）一种异于传统的完整的价值观念体系，读者看到，在《金瓶梅》的市井社会中只有基于本能冲动的对传统道德的破坏践踏，透过这种本能冲动的非道德化倾向，却没有能看到吸引人心的新的价值内容。

由此，小说留给读者视野的只是一片传统道德的废墟，如何在传统道德的废墟上重建新道德的理想显然并不明确。

文本叙述者视点的选取终于将自身置于二难境地：它要叙述市井社会种种浪荡之举，又不能回避对叙述内容须做出价值评判的道德要求。

但文本显然没有为叙述内容的评判提供一种全新的价值尺度，它轻易地回到了传统，把一切归结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纵欲亡身”这类传统的道德宿命之中，大大降低了整个文本的理性批判力度，也使文本失去了对读者进行启蒙的历史机缘。

艺术视点下沉聚焦于民间社会带来艺术开拓的极大空间，也带来艺术开拓的极大可能，但最终这种可能、这种空间却沾染了恶俗展示的味道，这是艺术的遗憾。

《与欲》 智喜君 著 辽海出版社出版

三是商品经济与文学的功能的关系。

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成为新的历史背景，不仅意味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也意味着社会价值观念和人的行为方式的显著变化。

市民阶层的出现虽然不一定马上构成一股政治势力，但它无疑会以独特的生存方式参与到社会的发展流程之中，甚至从某些方面顽强地改变着社会日常生活的向度和方式，赋予人对自身和社会以新的理解，有力地促成世俗生活在全社会的普泛化。

于是，世俗的快乐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诉求和价值形式，形而上的精神追求面临被大众离弃而失语的危险，文化拯救虽面临世俗生活的挑战但不可避免。

这在那些社会精英的心灵深处不能不引发深深的焦虑，特别对习惯以“忧民生黎元”为己任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更是难以释怀。

面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分崩离析，他们尽我所能，顽强地以理性诉说着他们人文关怀的梦想，与日益物化的世俗做着持久的抗争。

他们极其理性地看到，人当然不能没有衣食住行这样基本的生存需求，对基本生存状态的改善并趋于完善的向往，是人正当的基本的生存权利。

但人是有意识寻求生命价值的动物，除了基本的本能需求，世俗生活一定还需要更丰富的形式使之充实完善，世道人心不是仅仅靠物质的本能的欲望的满足所能完全解决的，寻求精神家园的冲动一直积淀在人类心灵深处若隐若现。

因此，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物化形式的文学作品，理应做出提升人类精神层次的努力，而不应因为历史背景的置换就放弃努力的探索，轻易地选择本能冲动的展示。

作家不但要感受和把握生活的价值，还要把人生、自然、社会的价值以审美的形式表达出来，无论书写人的价值，展示真善美的形象，还是表现人的本能需要，揭露假恶丑的马脚，文学都应表现出提升人类精神层次的价值取舍，而不能在世俗生活的物欲狂欢中放逐人文精神的追求。

单纯的物质利益和本能欲望的满足，是难以让人产生持久的审美愉悦的，人类精神世界的浪漫情怀是艺术无尽的“武库”，也是构成艺术世界最具审美魅力的源泉。

当然，客观地看，并不是每个生活在商品经济环境中的人都需要这种充满理想的境界，正像现实中许多人不需要文学也生活得有滋有味。

商品经济动摇了传统社会的人与人之间血脉相连的依附关系，它使习惯与担任精神导师角色富于文化优越感的知识分子（中国历史上主要是文人作家）明显露出了固有的局限性，一方面社会赋予他们文化承传者的角色，

另一方面，他们也要面对生存的竞争，在二者间寻求平衡显然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清高的心态都与商品经济的物欲性有着相当的不适。

因此，一旦他们置身于商品经济，当然有一些人会继续扮演文化承传者的角色，在一个欲望弥漫的实利社会里，他们因多少不同流俗的举动而显现出一些英雄的色彩；但另外一些人就很难把握自己了，有意无意，愿意不愿意，他们在变化了的社会中失去了平衡。

在《金瓶梅》中，我们看到了这类失衡了的知识分子的镜像，那些是否属于“学而优则仕”的官僚自不待言，就是那些仍然打着知识分子旗号的秀才们，也完全离弃了传统知识者的清高品格，在世俗生活中与大众混同。

作为知识者，他们在市民眼中不仅是漫画式的个别存在，还是对一种知识分子群体角色充满讽刺的象征。

事实证明，历史的前进、更替，与知识分子的文化英雄般的献身精神究竟有多少直接的关系也让人怀疑，他们如果不借助或适应某种政治的力量，在历史的舞台上还有多少作为也值得考虑，

如在大量的古典文艺作品中，军师、师爷的角色几同于文人的身份，这不是一种为着情节安排的需要而进行的艺术虚构，实是知识者在现实政治结构中地位命运的写照。

归根到底，知识者如果不放弃文化承传者的角色，他就不可避免地只能处于政治结构的边缘，政治，对于他永远是外在的领域。

因此，知识者只能回到自己擅长的文化领域，寻找获得自我确证的途径，在自己有限但又能有所作为的领域范畴内展开人生，并与现实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也就是对现实既介入又超然的关系。

特别作为富于人文情怀的作家，他们从事的精神产品具有非常特殊的属性，特殊之处就在于作家需要考虑作品（产品）对读者的精神影响，他们面对时代所做的思考并不直接作用于社会实践，而只能以浸润的、潜移默化的形式对社会施加作用和影响。

特殊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作家要在道德上、政治上、心理上等方面冒着诸多有形的无形的风险，这必然给作家带来极大压力。

他们的职业特征和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必须有勇气面对这一处境，正视现实，还要以奉献者的姿态，对人类的精神领域投入非同寻常的关注，这是他们生存的支点。

这一观照世界的方式使他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不断变换的时代环境，又能思考一种理想式的人格和行为方式，从而以超越世俗的精神形象为人们所信任。

因此，文学不能放弃对人类精神的关照，这是它的价值所在，也是它的本质所在。

当然，精神的艺术表现并非总是和世俗社会的时尚相一致，在欲望弥漫的世俗社会里，它常常处于远离中心潮流的边缘，以旁观者的形象审视着为衣食男女而奔忙不止的人流。

超然的态度在实利的社会里并没有多少可以活动的空间，但他们独特的选择仍然构成了这个社会独特的景观，并因孕育着这个社会未来的某些趋向而更增添了一些动人的色彩。

他们同样有自己的满足，在自己有缘施加影响的领域内，同所有懂得生活，热爱生命的人们进行灵魂的对话，让那些富裕的和并不富裕的人们在偶然与不幸遭遇的时候，不再感到孤独、悲凉、无助，

愿意为那些不安的灵魂在寻求栖息地的旅途中提供值得欣慰的信息，为那些饱受欲望折磨而愿意解脱的世俗男女谋划拯救之路。

因为有人在关注着人类共有的精神之谜，并愿意同他人一起探索走出迷误的困境，物欲遮蔽下的世俗社会因而增加了些许亮度。

即便面对性格心理“残缺”的人物，文学也能以文化精英和时代精神的文化人格价值为参照，做出正视生活又超越生活的探索，达到文学是人学的本质，使文学的价值功能获得超越性实现。

《金瓶梅文化研究》 王平、李志刚、张廷兴 编 华艺出版社出版

文章作者单位： 山东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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